(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 :明朝统治者设立贵州行省以后 ,为了加强思想统治 ,一面发展儒学教育 ,一面推进科举制度 ,大力培养和选拔封 建统治人才。而明朝科举制度在贵州逐步推进和发展 ,客观上促进了儒学文化在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 ,给明代贵州的社 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明朝 ;科举制度 ;发展 ;影响 中图分类号 :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733X(2001) 02 -0061 -04 in Guizhou through the developient of Ming Dynasty’ (Dept. of History,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ZHANG Yu2qiongy , vice -professor , Guiyang , Guizhou , 550001 , China) Abstract : After the Guizhou province uas founded by the Ming Dynasty’s Rulers , the edueation of Ru -Jia and the test system
were developed for strengthening the persones who were nseful for their control. In faut , the Ru -Jia’s culture was propagated The Development of Ming Dynesty’s Test System im Guizhou s Test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uizhou’s social culture in Ming Dynasry was influeaud. Key words : Ming Dynasry; the Tesr System; develop ; influence
翻开明代贵州社会发展史 ,我们看到 ,在明代贵州西南局势 ,科举名额向西南地区倾斜 ,多次“诏云贵乡 的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中 ,科举制度确曾在一定程度试不拘额”。此后 ,随着贵州学校教育的发展 ,参加科 上起过推动作用。从大量的史料记载来看 ,贵州自永举考试的人数逐年增多 ,经贵州地方官吏的不断争 乐建省以后 ,明朝一面在贵州发展学校教育 ,一取 ,贵州的科举名额不断增加 ,弘治年间增加到 19 面逐步推进科举取士制度。尤其是嘉靖十六年的开名 ,嘉靖十三年增加为 21名。就乡试地点来看 ,除大 闱乡试 ,使贵州的学校和书院进一步发展起来 ,贵州部分生员附试云南外 ,永宁宣抚司儒学军民生员附试 文风日开 ,人才日盛 ,儒学文化逐渐向社会各层面传四川。直到英宗正统八年 (1443年),贵州设立永宁卫 播。从此以后 ,贵州儒学教育的盈虚消长 ,人才资源学后
,军生科考虽隶贵州 ,而科贡民生仍隶四川。荔 的开发利用及知识阶层的价值追求 ,无不受到科举取波县学生员仍附试于广西。从建省到嘉靖前期的一 士的影响。因此 ,我们要认真研究明代贵州社会文化百多年里 ,从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推进情况来看 ,总体 发展状况 ,不得不关注明朝科举制在贵州的发展变上发展比较缓慢。 化。贵州士子参加科考最早是在永乐年间。据清《续
通考》记载 :“云南乡试始于永乐六年 ,至是贵州亦附 一、明朝科举制度在贵州的初步推进 焉。 ”永乐九年辛卯科永宁人刘宏在云南乡试中中举 ,
洪武年间 ,贵州尚未建省 ,学校教育发展缓慢 ,贵开明代贵州士子科举入仕之先河 (《贵州通志·选
州参加科举考试者寥寥无几 ,贵州生员的科考一直附举志》 )。永乐十二年 ,桐梓籍人廖沈在四川乡试中中 于四川、湖广、广西、云南等省。贵州建省以后 ,朝廷举 ,此为明代贵州的第二位举人。永乐十四年 (1416 始令贵州生员附试云南。仁宗洪熙元年 ,令就试湖年),明廷令贵州士子附云南乡试 ,次年丁酉科 ,永宁
广。宣宗宣德四年 ,又诏令改试云南 ,并成为定制。籍人魏真中举。永乐二十一年 (1423年)癸卯科
,永宁 名额仅三五名。从明英宗正统年间 (1436 —1449年)籍人胡友谅中举。 到明景宗景泰年间 (1450 —1457年),明为了稳定仁宗洪熙元年 (1425年),明廷改令贵州士子附试 X收稿日期 :2000-11-02 — 61 —
泰元年 (1450年)庚子科 ,朝廷诏令云贵乡试不拘额 数
,云贵共中 36名 ,贵州中 12名。四年 (1454年)癸上维新也 也。迨今涵濡列圣休明之治教百五十余年,而亲承皇 ,又八年于兹 ,远方人士正如在山之木得雨 酉科
,仍诏不拘额 ,云贵共中 55名
,贵州
18名。景泰露之润 ,日有生长 ,固非昔日之比矣。臣愚以为开科 七年 ,仍定贵州解额 10名 ,到明宪宗成化四年 (1468盛举 ,正有待于今日也。且以贵州至云南 ,相距且二
湖广。洪熙元年九月 (1425年 10月)“行在礼部奏 ,定
科举之额。 ..贵州所属有愿试者 ,湖广就试。 ”《明 (
实录·贵州资料辑录》第 170页)由于贵州去湖广武昌 的路途较云南昆明遥远
不便贵州,考生赴试 ,宣德二 年 (1427年),贵州布政司向朝廷上奏 :“前奉礼部文 书
,本司所辖州郡生徒堪应举者 ,许与湖广就试。缘 去湖广路远 ,于云南为近 ,宜就近为便。从之。 ”《明 ( 实录·贵州资料辑录》第 186页)从此以后 ,贵州生员 附试云南成为定制。宣德四年 (1429年)己酉科 ,普安
籍人刘煊中举。宣德二年 ,明朝以各行省在全国所处 之地位 ,将全国会试卷数定为南、中、北三卷 ,南指淮
河以南各省 ,北指淮河以北各省 ,中指云贵及中都凤 阳等地。 从宣德七年 (1432年)起 ,明廷增加云贵乡试解额 4名 ,贵州取中 5名 :周冕、王玺、勾添祥、章善、薛 。 正统年间贵州解额先后增为 6名、 7名。正统四年 (1439年)赤水人张谏中进士
,是为贵州有进士之始。 正统六年 (1441年)辛酉科 ,贵州取中举人 10名。景 年)戊子科,贵州解额增为16名。 尽管贵州学校教育有了较快发展成化年间 ,,朝
廷拨付贵州的科举名额也逐年上升 ,但由于必须附试 邻省
,贵州士子要参加乡试则非常辛苦。当时除贵州 大部分的生员附于云南乡试外 ,永宁宣抚司的军民生 员附试四川。虽然正统八年 (1443年)贵州设立了永 宁卫学 ,军生科考隶贵州而科贡人才仍附于四川 ;偏 桥、镇远、清浪、铜鼓、五开等卫军生就试于湖广 ;荔波 县学附试于广西。贵州各地州到湖广武昌、云南昆明 少则二千余里 ,多则三四千里。且乡试之期又在八 月 ,山岭险阻 ,赴试之时 ,溽暑瘴疬正甚 ,往者隐忧 , “ 居者积虑 ,构病遭劫 ,亡财伤身。 ”《请开科取士 (王杏 : 疏》
且不说士)人们为了赴试而历尽千辛万苦 ,就因为
贵州不能独立开闱 ,乡试附于邻省 ,因而每科录取举 人之数额远远少于邻省。据乾隆年间的《云南通志》 和《贵州通志》记载 ,宣德七年 (1432年)壬子科之前 ,
每科乡试 ,贵州仅仅录取一人。而此时云南每科取中 举人之数 ,多则五十几人 ,少则十几人。云贵同属西 南边地省份 ,而解额悬殊却如此之大。尽管从宣德七 年壬子科起 ,贵州乡试名额开始增加 ,仍不足云南乡 试名额的一半。附试于邻省的不便和科举名额的稀 少
,了贵州学校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选拔 ,极不
利于明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因此 ,自弘治年间起 ,贵 州地方统治者及一些有识之士 ,从维护贵州的政治安 定和巩固明朝统治的目的出发 ,多次奏请朝廷让贵州 自设科场 ,开闱乡试。但是 ,明廷以贵州人才未盛、旧 制不可轻改为由 ,未予允准 ,只是从弘治七年 (1471 — 62 —
年)起 ,将“云南乡试进呈录”改称“云贵乡试进呈录” , 为贵州乡试举人正了名份。 嘉靖年间 ,贵州学校教育逐步普及 ,书院开始兴 盛 ,文风日开 ,人才日盛。地方有司虽持有乡闱之动 议
,但迄未实行。直到嘉靖九年 (1530年),贵州思南 人
,时任给事中的田秋 ,为了扶持家乡文教事业的发 展 ,伏阙上疏 ,坚请贵州开闱乡试 ,并要求增加中额。 田秋的奏疏递上后 ,得旨允行。贵州要求开闱乡试一 事历尽艰辛 ,终于提上明的议事日程。
《黔记纪略》载 :“秋
,字汝力 ,号西麓 ,思南府人。 正德五年举人 ,九年进士。授延平河间推官 ,升户科 给事中 ,历官广东左布政使”。田秋担任给事中 ,敢说 敢谏
,颇有政声。作为从贵州踏上仕途的官吏 ,田秋 深知不能开闱乡试给贵州文化教育带来的压抑。为
此
,田秋决定以台谏身份向世宗呈上著名的《请开贤 科以宏文教疏》。文中说“贵州一省 :,远在西南 ,未曾 设有乡试科场 ,止附云南布政司科举 ,盖因永乐年间 初设布政司 ,制度草创 ,且以远方之民 ,文教未尽及
千余里 ,如思南、永宁等府卫 ,至云南且有三、四千里 者 ,而盛夏难行 ,山路险峻 ,瘴毒侵淫 ,生儒赴试 ,其苦 最极。 ..臣亲见其苦 ,亲历其劳 ,今幸叨列侍从 ,乃
得为陛下陈之。 ..臣尝闻国初两广亦共一科场 ,其 后各设乡试 ,渐增解额 ,至今人才之盛埒于中州。
..今设科之后 ,人益向学 ,他日云贵又安知不如两 广之盛乎 !议者曰 :科之不开 ,病于钱粮之少。臣窃
以为不然。盖贵州虽赴云南乡试 ,而举人坊牌之费 ,
贵州自办也 ;‘鹿鸣之宴’ ,贵州自备也 ;今所加者 ,不
过三场供给试官聘礼耳。镇远、永宁等税课司 ,每岁 不下数百两 ;思南府又有棉花税 ,若设一税课司 ,委一 廉干府官监议之 ,每岁亦可得数百两。只此数项 ,足
充其遇 ,况求才大事 ,又可靳于区区之小费乎 !且历 年抚按官亦屡有举奏 ,盖一方之至愿 ,上下之同情。 其建置之地 ,区画之详 ,在彼必有定议 ,乞敕该再加详 议。 ”(乾隆《贵州通志·艺文志》 ) 田秋的奏疏言辞恳切 ,理由充足 ,引起朝廷重视。 礼部复议后下贵州抚按勘议 ,经过四五年的酝酿 ,终 于同意田秋的建议。决定从嘉靖十四年以后 ,贵州自 办乡试。
靖十三年嘉 (1534年),王杏任贵州巡按御史 ,并 负责勘议贵州开闱乡试一事。他一方面与贵州有识 之士筹资选址 ,建立贡院号舍 ,一面上书朝廷 ,奏请准 允贵州开科取士。嘉靖十四年 ,王杏上奏朝廷 ,认为 贵州完全具备了设闱条件。明政府终于同意了田秋、 王杏的奏请 ,允许贵州设闱乡试 ,并将贵州乡试解额 增至 25名。 (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 )自此 ,贵州士
子翘首盼望的开闱乡试 ,终于成为事实。
二、科举制度在贵州的进一步发展 从嘉靖十四年到明朝末年 (1535～14年)的一 百多年 ,是科举制度在贵州逐渐发展并产生巨大影响 的重要阶段。通过开闱乡试 ,科举制度日益为贵州各 族人民所接受 “,读书 —应举 —入仕”成为贵州士子的 价值追求 ,好学之风逐步形成 ,对贵州文化教育的发 展发生了深刻影响。 自嘉靖十四年 (1535年)起 ,贵州地方即大力 筹措资金 ,修建贡院 ,以待乡闱。据乾隆《贵州通志· 学校》载 :
“按贡院旧在省城西南隅 ,嘉靖十四年巡按 御史王杏题明建立 ,明末毁于贼”。在贡院的修建过 程中 ,贵州各界人士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清平卫指 挥邵鉴更是呕心沥血 ,费尽心思 ,使贡院建筑规范而 宏敞。
嘉靖十六年
(1537年)丁酉科 ,贵州首次乡试在贵 阳隆重举行 ,贵州士子一千多人踊跃报名参试。给事 中田秋为了表示支持与庆贺,特地捐资购田地,以租 谷充作试卷费。开科之日,贵州士子云集贡院,考试 气氛隆重而热烈。首次开科,取中举人25名。嘉靖 十七年(1538年) ,在京师会试中,贵州举人敖宗庆、王 炯、蒋宗鲁、缪文龙四人中进士。其中蒋宗鲁、王炯即 为首次开闱乡试中选拔出来的人才。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 ,明廷根据贵州提学副使 蒋信的呈请,令湖广五开卫学生员附试贵州。由于生 员人数大增,而科举名额依旧,抑制了贵州人才选拔。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 ,徐樾任贵州提学副使,认为 贵州开闱乡试以来,“科目人才往往辈出”,“尤解额未 足以尽之者”,要求增加贵州的科举名额。嘉靖二十 五年(1546年) ,贵州巡抚王学益根据徐樾的请求,向 明廷上《请增解额疏》(民国《贵州通志1选举志》)。 于是当年丙子科,明廷根据王学益的呈请,增加解额5 名,共为30名。 然而,科举名额的追加仍跟不上贵州学校教育的 发展。贵州每科参试人数不断上升,由于名额的限 制,许多优秀人才难以被选拔。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巡抚林乔相再次上疏,请求为贵州增加解额。林 乔相在《请广额疏》中称:“分科之始,贵州生员通省止 一千余人,今至七千有余,加以川湖五学,本省二学, 若犹仍旧,实甚非所以广搜罗而鼓舞遐方之士也。况 云贵人才本不相远,云南四十五名,贵州连外学三十 名,多寡悬绝。学校渐增,解额依旧。每至乡场,弃璞 遗珠,落卷强中,主叹,不忍释手。国家科取贡 士,再无别途;皇上兴学右文,千载一遇。伏乞体太祖 设科取士之意,累朝文道化成之功,酌云贵多寡之中, 参今昔盈虚之数,增新科制举之额,以扬国家文治之 盛。”(民国《贵州通志1选举志》)当年甲午科,贵州增 加解额5名,共为35名。以后,明朝又根据贵州的教 制度,自唐宋以来形成的公开招考、 民化特征,到明代依然保持了对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强 大诱惑力。科举制在政治和教育方面的导向功能,使 它在明代贵州的社会发展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育发展情况 ,不断增加解额。具体情况为 :万历四十 三年 (1615年)己卯科 ,增为 37名。天启元年 (1621 年)辛酉科 ,以恩诏增本科 1名。天启四年 (1624年) 甲子科 ,因水西安氏土司叛乱 ,减解额 7名 ,七年 (1627年)丁卯科又下令恢复旧额 37名。崇祯三年
(1630)庚午科增加本科解额 1名。九年 (1636年)丙 子科以敷勇卫学新设 ,增加解额 1名
,另编字号 ,共为 38名。崇祯十五年 (1624年)壬午科增为 40名。 此外 ,从嘉靖年间起 ,贵州又增加了武举。贵州 地处西南边陲 ,战略地位重要。统治者为了教育武臣 子弟 ,在贵州设立了武学校。嘉靖十七年 (1583年), 贵州卫人刘文在武举会试中首取为武进士。此后到
明朝末年 ,贵州共录取武举人 20名、武进士 32名。
终明一世 ,贵州共录取举人 1759人 (其中武举 20 名);进士 137名 (其中武进士 32名)。
三、科举制度对明代贵州社会发展的影响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国家最重要的官吏选拔任用 首先 ,推动了贵州学校教育的发展。在明代 ,科
举是封建国家选拔人才的手段 ,学校是其培养人才的 场所
,二者联系异常紧密。“明制 ,科目为盛 ,卿相皆 (由此出 ,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 ”《明史 ·选举 志》 )贵州建省以后 ,学校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 于乡试长期附于外省 ,了赴试人数和科举名额 ,
制约了学校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嘉靖十六年 ( 1537 年),贵州自设科场、开闱乡试以后
,极大地调动了贵 州社会各阶层人民读书求学的积极性 ,和贵州地方官 吏、社会贤达出资兴学的热情。正如田秋所说“迩者 : 以台谏进言 ,礼官上请 ,准于贵州设科取士 ,远方士子 莫不感戴天恩。垂白父老 ,拭目以观文教之兴 ;椎髻 夷酋 ,皆有遣子入学之志。 ”(道光《思南府续志·艺文 志》 )贵州社会各界向学之风的形成 ,客观上刺激了学 校教育的发展 ,尤其是书院的发展。据史载 ,贵州开
闱乡试后 ,又陆续建立了府州县学 16所 ,占总数的 28 %;新建书院 28所 ,占总数的 75 %以上。这些数字 说明
,开闱乡试的确给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 的契机。而教育事业的发展 ,既为贵州科举取士储备 了充足的人才资源 ,又为贵州民族地区的进一步开发 创造了社会条件。例如在苗族、侗族聚居的黔东南地 区
,自景泰五年 (1454年)兴隆卫人周瑛考中进士起 ,
先后有熊祥、侯位、王炯、钱嘉猷、李佑、孙应鳌、李晋、
宋儒、孙世祯等 19人考中进士 ,有钱润等 282人考中 举人。在布依族、苗族聚居的黔南 ,自正统十三年 (1448年)平越卫人黄绂考中进士起 ,先后有杨遵、姚 世象、邱禾实、扶纲、姚咨俊、涂宏猷等 8人考中进士 , — 63 —
发展,更重要的是为明清时期在贵州继续推 行改土归流、进一步开发民族地区准备了社会条件。 发展,更重要的是为明清时期中央在贵州继续推 行改土归流、进一步开发民族地区准备了社会条件。 有金溥等 162人考中举人。在这些举人、进士中 ,有 的成为名震一时的人物。如清平卫人孙应鳌 ,考中进 士后官至礼部充经筵讲官兼国子监祭酒 ,为明中期名 显一时的政治精英和理学名儒。黎平府人何腾蛟 ,天
启元年 (1621年)乡试中举 ,官至南明东阁大学士兼兵 部尚书 ,成为一代抗清名将。 其次 ,维护了贵州地区的社会稳定。在集权 制日益强化的明代 ,统治者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同 时
,又把科举作为控制人才的手段。通过开闱乡试 ,
贵州地方统治者进一步笼络了贵州士子 ,统一了思 想 ,稳定了统治秩序。贵州自设科场使许多无力远涉 外省参加乡试的贫寒士子得以就近参试 ,实际上就为 这批人登上国家政治舞台提供了有利机会。统治者 通过开发这部份人才资源 ,既为贵州中下层知识分子 开辟一条仕进之路 ,缓和了当时贵州的社会矛盾 ,又
解决了贵州治术人才匮乏的的矛盾 ,扩大了明王朝在
贵州的统治基础。而且 ,由于科举取士的公平竞争和 量才录用 ,大量具有一定政治、文化素质的知识分子 被选拔到贵州各级机构,改变了贵州统治阶层的 文化构成,打破了贵州地区长期由土司豪强把持政治 权力的历史,强化了集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再分配。而贵州统治阶层 文化素质的改善,维护了贵州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 贵州的传统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近现代 一体多元的民族文化新格局。 第四,促进了贵州社会文化的进步。由于科举取 士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读书学习的积极性,贵州各级各 类学校逐步发展起来,贵州各族人民总体文化水平得 以提高,贵州社会文化出现明显进步。据明代贵州方 志记载,明中期以后,贵州少数民族尊崇诗书、讲习礼 仪已成时尚。如《贵州图经新志》记载,在少数民族聚 居的安庄卫(即今镇宁县) ,元末明初“夷罗杂处,声教 不加,凡礼乐制度典章文物,民鲜克知。”洪武设卫以 后,朝廷建学立师,教育兵民边士,“扫胡元之陋习,振 华夏之文风”,“且劝且励,闾里弦诵颇振。”正统、弘治 以后,“亦颇为汉俗”,“卫自建学以来,人知读书,科贡 不乏,然甚重信义,尤为可称。”从天顺六年到弘治十 一年(1462～1498年)的三十多年间,地处偏远的安庄 卫先后考取卢桢等7名举人。又如平坝设卫不久,即 创办了卫学,宣德年间又创办了7所社学。学校教育 的发展,为儒学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平坝卫“自 开建以来,百年于兹,渐被王化,风俗渐移,而登科入 ”万历年间的贵阳市民,多“崇儒术,重 “处者耻为污下之事,仕者多著廉洁之称”。 )“礼宗考亭,不随夷俗,文教丕 扬,人才辈出。”(郭子章《黔记》)安顺一带则是“务本 第三 ,加强了贵州的民族融和。贵州建省以后 ,
中原文化更大规模地进入贵州 ,贵州与中原的经济文 化联系进一步加强。明代中期的开闱乡试 ,则使儒学 文化在贵州的广泛传播获得了新的推动力。除前所
述刺激了教育发展 ,维护了社会稳定之外 ,还由于它 是中原王朝用全国统一的语言文字和统一的考试内 容
,在贵州面向全社会各阶层公开招考 ,其
庶民性特征和公平竞争、量才录用原则使贵州各族人 民真正感受到“学而优则仕”的儒学理念在实际生活 中体现 ,进而激发起人们勤奋学习儒家文化的积极 性
,鼓舞了各族人民读书学习的信心和决心。在人们 运用统一的语言文字和考试内容去参加科举选拔的 过程中 ,儒学文化就已经逐步扩大在贵州的传播对象 和传播范围 ,潜移默化于人们的价值追求之中 ,进而 影响贵州本土文化的发展方向。一方面贵州各族人 民在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下 ,正在“变其土俗”而“同 于中国” ,逐步缩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差异 ;另一
方面贵州各少数民族又在全新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条 件下 ,努力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 ,运用儒学的哲学思 考和思维方式 ,整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进而在新的 高度上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上述两方面原因使 — — 兴行 ,渐洗蛮陋” (),社会上“文教日兴 ,人
《清一统志》 才日盛。 ”(乾隆《贵州通志》 )
随着开闱乡试的推进 ,儒学文化开始在贵州各族 人民中产生广泛影响 ,读书向学逐渐成为明代中期以 后贵州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追求。贵州文风日盛 ,俊杰 之士 ,联袂而起。据有关史料统计 ,自明代中期以后 , 贵州科举入仕人数不断增多。若以贵州开闱乡试为 界
,此前的 160多年间 ,贵州只出了 30名进士、 546名
举人 ;而此后的 107年中 ,就出了 107名进士、 1213名 举人。举人进士的成倍增加 ,反映了贵州社会文化的 巨大进步。
总之 ,嘉靖十六年 (1537年)以后 ,随着科举制在 贵州的推进 ,贵州文化教育出现了明显的发展 ,与中 原地区在文化教育上的差距日益缩小 ,出现“人才日
出
,科不乏人 ,近年被翰苑台谏之选者 ,往往文章气节 与江南才俊齐驱”的崭新气象。学者杨恩元在谈 到明代贵州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时曾说 ,贵州“人才 极盛 ,实在明中叶以后 ,”(第一期 )此 《贵州文献汇刊》 言较为中肯。而明代中后期贵州文化教育之所以能 获得巨大发展 ,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就是科举 制度在贵州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一定的导向作用。 责任编辑 朱健华
仕者累有其人。 气节”, (沈思充《贵州通志》
本期部分作者简介 宋才发 1953年生 ,湖南武 穴市人。1982年 1月大学本 科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政治 系 , 1988年 6月硕士研究生 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科社 所。1996年 5月博士研究生 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 社会发展研究所。博士生导 师、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 先后承担了 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等项 目。出版个人学术专著 5部 :
《列宁社会主义建设 思想研究》,获湖北省第三届 优秀图书奖”;
“《社会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人文社会科学
主义发展理论研究》,系国家首届中华社会科学基 金研究课题 ,1995年获湖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 (著作类)省级奖、1998年获教育部第二届人
九五”
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系国家教委“ ;
规划基金研究项目 历史经验研究》 《中国市场经济法》 1,998年获第六届武汉市人民 政府奖 ;,获中南六省优秀学术 专著一等奖 ;
《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规范与实 务》(1999年出版)。《侵权行为认定与规范赔偿》 也即将撰成付梓。共发表学术论文 200余篇。
项卫星 1954年生 ,吉林大 学国际经济系教授。欧洲问 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跨世纪 优秀人才。曾两次作为高级 访问学者赴美国从事学术研 究。已出版专著《拉丁美洲 金融》,主编、合著《国际汇 兑》等 6部著作 ,发表学术论 文 80余篇 ,为某部提 供咨询报告 8篇。研究成果 中有 13项获省部级奖励。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 5个。目前兼任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华 美国学会理事、吉林省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及长春 市人民金融专家咨询组成员。
马骏骇 1949年生于浙江宁 波市。1982年毕业于贵阳师 范学院历史系 ,获学士学位。 1986年获武汉大学历史学硕 士学位。现为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贵州学位委员会历史学 评议专家组成员 ,中国世界 古代史学会理事。中国世界
中世纪史学会理事 ,专治中亚史 ,中外关系史。参 与完成了国家社科八五重点课题 —— —— 《中亚:马背上的文化》 等著述,曾获省部级一。三等 中亚史的研 究项目 ,撰有。《人物志全 译》,《全球大行动》 奖各1项。 张羽琼 1956年生。贵州遵 义市人。1 985年毕业于贵州 师大历史系。1990年～1991 年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助 教班学习硕士生课程。现为 贵州师大历史系副教授。主 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文 化史的教学与研究。曾在国 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
篇。著作有《贵州古代教育史》等。
易继苍 1972年出生 ,湖北 省巴东县人。2000年 7月毕
业于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研究 所
,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 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攻读博士学位 ,主修中国近。 现代史经济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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