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概念：
又称小文化、集体文化或副文化，指某一文化群体所属次级群体的成员共有的独特信念、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指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的背景下，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种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文化相通的价值与观念，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价值与观念，而这些价值观是散布在种种主导文化之间的。
亚文化的另外一种表现
国外著名亚文化研究专家：亨利·布莱尔在《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举隅》中则认为亚文化实际上是主流文化的过于呆板而引起的一种人类对于享乐追求的一种极端表达的方式。但那只是现象，用这些现象概括亚文化本身并不准确。亨利在著作中认为：亚文化叛逆主流文化有一定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并非是因为理性的缺失和享乐主义的泛滥。为此，书中提到了亚文化的另外一种表现，即从亚文化的基本观点（即只关注亚文化的存在而不对它进行过于繁复的讨论，没有必要对一种现象进行过多的延伸）出发，通过理性的思维，实现新一轮亚文化到主流文化（亚文化基础上的主流文化）的过度，达到某一哲学范畴内的和谐统一。
亚文化的分类
亚文化分为人种的亚文化、年龄的亚文化、生态学的亚文化等。如年龄亚文化可分为青年文化、老年文化；生态学的亚文化可分为城市文化、郊区文化和乡村文化等。由于亚文化是直接作用或影响人们生存的社会心理环境，其影响力往往比主文化更大，它能赋予人一种可以辨别的身份和属于某一群体或集体的特殊精神风貌和气质。
产生原因
人的精神状态的改变是主要原因。
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就已断言：不是哲学家的普通人绝对不能知道自己的高层次利益——道德完善、追求真理，也不会区分真和假，他们最终会成为自己内心潜藏的欲望和冲动的奴隶。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设想由一个哲学王来统治国家，即理性治国。他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是缺乏理性的，是“感性动物”，只有哲学家才具有真正的理性，不会“感情用事”，而以理性办事，这种观察和判断是基本准确的。启蒙时期和资产阶级民主时期，这种大多数人是“感性动物”、少数人（真正的学者）是“理性动物”的状态并没有真正地得到改变，所以现代文化的践行者其实是启蒙时期和时期的真正学者。而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他们对于现代文化的内涵是了解不多的，甚至一无所知，所以他们不可能成为现代文化的真正践行者。但是，他们是被历史推着走的：启蒙思想家、民主家和新兴资产阶级都推着他们走，当然，在种种推动下，他们的觉悟也有所提高，不过并未达到现代文化要求的高度。即使他们能够实践“个人主义”，做出自我牺牲，也往往是由于激情的推动，而不是理性的诉求。当然，他们的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他们内心潜藏的享乐型个人主义倾向受到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制约。到了“后现代时代”，大多数人依然是“感性动物”，而只有真正的学者是“理性动物”，但历史条件不可同日而语：结束了，政治高压降低了，消费时代来临了，换言之，社会环境宽松了。于是，大多数人的感性逐渐可以解脱压抑，自由地表达了，潜藏的享乐型个人主义倾向也逐步得到了，得到了承认，取得了“合法地位”，被“合理化”和“合法化”了。这一切显得自然而然，“后现代人”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变化。相反，“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变化，进行反思，提出了“后现代时代”、“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人”、“后现代个人主义”等等新概念，然而“后现代人”对这一大堆高深的学术用语是并不理解的，甚至莫名其妙，他们只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践行“后现代个人主义”，
做“后现代人”。
表现
当代西方文化依然属于“后现代文化”。在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现象光怪陆离，文化“泛化”、“滥化”，弘扬理性、道德、文明、崇高的“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日渐衰落，赞美感性、欲望、本能、快感、平庸、恶俗，建立在后现代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大众文化”、“俗气文化”横扫一切，无往不胜。反观当代中国社会，当代中国文化的很大一部分不也接近于“后现代文化”。陈冠希艳照门事件似乎并非偶然，类似的事件陆续被披露。女演员肖琼、张钰捅出演艺圈的“潜规则”，有多少可怜的女孩子渴望名导演“恩赐”她们“潜规则”。一部《色戒》，勾起多少国人的好奇心（窥淫欲）。木子美用“身体下半身”来写作，近乎黄色日记的《上海宝贝》一炮打响。“芙蓉姐姐”靠在网上搔首弄姿出名，风光几年不减，至今未衰。“超女”选秀，“全民疯狂”。《百家讲坛》由盛而衰，但也捧红了不少“学术明星”。在中国作家富翁排行榜上，著名作家的财富日渐增长，但他们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精神价值却值得质疑。据说郭敬明和韩寒的小说只适合于80后甚至90后的人，因为他们的小说是为他们写的，写的是他们的生活。王朔公开承认自己嫖过娼、吸过毒，他发表的《千岁寒》令人不知所云。
亚文化与社会
社会结构的维护就如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样，亚文化就如同一个粘合因子，把拥有共同价值观或者共同利益的人归结在一起，他们有着共同的话题值得他们深究，从某种方面来说，只要我们承认文化的多元性，社会结构便可以在相对的时间内取得稳定，与“娱乐至死”来掩盖统治矛盾不同，亚文化的发展在维护共同的利益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主流文化，从而便于形成社会结构或者社会关系的认同，比如，弱势群体的贫困文化，他
们的文化内涵中存在着对未来改变处境的奋斗和憧憬的积极因子，然而站在精英阶层来说，这类群体中存在着被同情和扶植的需求，于是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便生成，扫除了统治阶级制定各项的疑虑，并为的执行指明了方向；同样的，发展亚文化所形成的文化防守消弱了文化的硬性对抗，缓和了阶层矛盾。
新文化诞生与方向偏离文化的规模化生产和量化复制已然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代表文化一直就是在量的规模上进行机械的扩展，从亚文化的相对性我们可以看出，在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转化中将会产生不自觉的定向，即随着亚文化层级的加深，相对主流文化的层级同样被加深，何况当今社会亚文化群体的细分发展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深入，从文化的交叉性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从性格方面从属于一个群体，从观念上则可以从属于另一个群体，而身体也可以从属于其他亚文化群体，所以，文化的全面细分增加了这些文化的深度发展的机会，例如，我们可以根据诗歌的爱好组建一个亚文化群，同样可以以某一句话或者一个字的美学研究而组建一个亚文化群体。但这种深度发展也将存在一个问题，以弱势贫困文化为典型的消极文化态势对主流文化的偏离为表现，主流文化在不断吸取亚文化发展精华壮大自己的同时，对亚文化的挤压或排挤已成为事实，新生亚文化的方向偏离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简单的说就像一棵树一样，还是树苗的时候，只有主干才是主流文化，当它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主流文化将不仅在主干，而是除了叶子以外的所有枝干，那么亚文化就像叶子一样，随着枝干的增多，叶子离中心主干将越来越远，这就是亚文化的偏离。
尖锐社会矛盾城乡差距的扩大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矛盾是亚文化群体最为突出的表现，亚文化群体的形成因素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话题，同样，他们将为这共同的利益而奋斗或维护，以消费差距为表征的各种社会矛盾将会被激化。正如媒体分割社会一样，许多精英文化正在被少数有消费能力的社会阶层所掌控，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虚伪的尊严，他们不愿意同民间文化进行交流，径直的发展自己的文化，并逐渐影响着主流文化，
使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产生背离，最为典型的是各种的倾斜，就像城市规划中的高科技工艺园区，他们享受着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待遇，他们通过对文化的控制占据社会财富的大部分，就像他们制造先进的生产技术而降低生产成本摧毁手工生产一样，并且他们用的福利待遇同样随着文化的产生而增加，社会的分配问题遭到质疑。
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按照文化研究的发源地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看法，亚文化不仅仅是代沟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结构矛盾的产物，青年亚文化和父辈文化分享着同样的难题和体验，青年亚文化是发生在符号层面的对霸权和支配文化的抵抗，是“社会疾病”的症候。青年亚文化表达和想象性地解决了父辈文化中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矛盾，为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社会病灶提供了象征性的“解决方案”，对强势文化、权力阶层进行了符号层面的挑战，尽管这种抵抗最终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伯明翰学派的这一思路或许可以通俗地概括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和抵抗。
社会关系的改变没有和我们共同经历的人都不知道“玉米核事件”究竟是什么，就像网络BBS上经常暴露出的各种新成语一样，“打酱油”“俯卧撑”“被和谐”“”等新语汇的创造已经屡见不鲜了，原本只是一次事件中的口吻，被现在的网络群体爆炒，用以指代某种事件或者是某种现象，这种信息的变异使人际间的交往成为一种障碍，而且这种障碍正在逐渐的加深，原本不接触网络和不关注这类信息的人对这些新生的语汇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或者会受到感染，脱离原来的群体而转向一个新的文化群体，以寻求一种假性的时尚，或者他们会对这种话题充满着鄙视和一种自我的封建，这种对新异信息的回避，使得自己与外界的交流更加减少，从而诞生一些更细密的文化群体。关注政治的群体和关注娱乐的群体在交谈中更是形成了一种难以逾越的文化障碍，关注政治的群体对事实的评说方式与关注娱乐的群体对事实的参考时不尽相同的，政治群体则有一种忧国忧民的顾虑和对娱乐群体“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鄙视，而娱乐群体却极力的抵制政治的枯燥乏味和对政治群体不懂享受的费解，这就是亚文化发展给社会关系带来的一种弊病，然而缓解这种
局势的办法就是一种大众文化的深入发展和广泛认同。
促进社会的进步伴随着亚文化发展导出的新问题而来的是新的技术和新的思想，由于亚文化的发展带动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可以这样说，主流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所以亚文化将会促进社会的发展。
亚文化的出路
如何遏制后现代社会“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现象？怎样拯救“高雅文化”？正如柏拉图所观察的，大多数人是“感性动物”，只有少数人（哲学家或真正的学者）是“理性动物”。这种状况从两千多年前至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历史的背景、社会的环境和人类生存的条件。过去，人类更多的是处于“兵荒马乱”的战争和冲突时期，当时的科技与经济也比较落后，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保存生命、“挣口饭吃”、“养家糊口”而艰苦斗争，可以说生存的环境比较严峻，生存的条件比较恶劣，所以为了适应环境，求得生存，大多数人不得不自我抑制其感性的因素，而多少有一些理性的因素。进入了“后现代时代”——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大多数人不必再为“保住性命”和“填饱肚子”而苦苦地挣扎了。生活环境安逸了，生活条件舒适了，“饱暖思淫欲”，大多数人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本能的东西、感性的因素就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势不可挡”。这就是后现代社会“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的深刻根源和原因，如前所述。如果要遏制这一历史“潮流”，拯救“高雅文化”，就只能期待人类社会的再进步、人们“灵魂的觉醒”和“理性的回归”。在康德看来，人既有人性，又有动物性，既有理性，又有感性，然而正是人的理性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使人高于动物。也就是说人虽然有感性，但人身上主要的因素还是理性因素。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假设，事实上这个假设也未必符合现实。康德的伦理学认为人实践道德的前提条件就是“无动于衷”，也就是
通过内心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控制、驾驭人的感性，达到心灵的宁静和内心的平衡，达到人与自身的和谐。康德认为人类的最终目的是道德的完善，这一目的的实现有待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他期待哪些进步呢？首先是科学的进步。知识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对真理的追求、对科学的“爱慕”可以“掐死”、“窒息”人身上一些“肮脏的欲望”，帮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避免成为自己的感性的奴隶。其次是教育的进步。教育包括家庭的教育和学校的教育。良好的教育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完善的一个有效途径。
其实当代社会已经显露出一些要求进步的迹象：以享乐型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后现代文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国家是放大的个人），为满足人类无止境的欲望而进行的对环境和资源的“掠夺式”、“榨取式”、“杀鸡取卵式”开发利用引起了环境危机、气候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等等，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几千年来最大的破坏，人类的生存条件重新遭到威胁。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产生了沉重的危机感，进行反思和呼吁，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种种解决办法可以归结为：人类必须超越享乐型个人主义，克制欲望，驾驭感性，回归理性，重新找到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衡和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