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本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与伟大意义
摘要：《反对本本主义》是中国党历史上的一篇重要著作，是在国际不顾中国实际的“瞎指挥”和党内盲目执行国产国际指示从而严重“左”倾的形势下，在的正确主张无法得到执行甚至备受指责和非难的情况下产生的，已经具备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雏形，是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它所强调的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及调查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反对本本主义》是于1930年5月撰写的一篇重要文章，原名《调查工作》。这篇全文不到4300字的文章，却在当时国际的“瞎指挥”、党内斗争和反“围剿”的艰苦形势下，在党的思想路线的艰难探索中，具有极大的分量。《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思想的形成、对党内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对当前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反对本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1927年到1935年，是国际指导中国失误最多、使中国损失最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际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把所谓的科学理论强加于中国的实践，而当时中国党内领导人的“唯书”、“唯苏”和严重的教条主义“左”倾作风，更是增加了中国的艰难，使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要挽救中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胜利，必须坚决反对这种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和教条主义，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完成的。
1 国际的“瞎指挥”
国际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瞎指挥”，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就是斯大林的“第三阶段”理论、罗明纳兹的“无间断论”以及“第三时期理论”。
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他认为大失败后，
中国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准备“十月”的苏维埃运动阶段。他不顾中国实际，照搬程序，机械地划分中国阶段。而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罗明纳兹更是把“第三阶段”理论发展为更加“左”倾的“无间断论”。他混淆了中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把中国规定为“不断”的过程。1928年，国际和斯大林又提出了新的“第三时期”的理论，认为1928年以后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三时期，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向反动资产阶级展开全面进攻，以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为了在中国中“无条件地执行”“第三时期理论”，国际从1929年2月到10月连续向中国党发出三次指示信，要求中国党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即刻开展武装，在“继续发展对资产阶级地主反动势力的进攻”的同时，还要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并迅速开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际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对中国的这些“瞎指挥”，是中国党内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错误的直接原因，给中国造成了惨重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
2 中国党内的“左”派风
国际指导中国最教条的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党内部“左”派风最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党内的三次“左”倾错误，分别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三次“左”倾错误都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这三次“左”倾错误都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点，那就是“唯书”、“唯苏”的教条主义。
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上，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完全接受了国际和斯大林以及罗明纳兹的“第三阶段”理论和“不间断论”，并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教条地照搬斯大林和罗明纳兹的“左”倾理论，片面地认为中国是所谓“不断”，主观地把当时的形势认定为“不断高涨”，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发动工人。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由于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大革
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力量蒙受了重大损失。1929年2月到10月，国际连续给发来三封指示信。以李立三为首的党再次不顾中国实际，做出了完全按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中国的错误决定，先是通过了《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后又通过了《新的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对中国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判断。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多月，但使刚刚发展起来的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在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11个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根据地。
3 备受挫折的个人境遇
看到中国在国际的瞎指挥和党内严重“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下，一步步走向灾难的深渊，坚持自己的理想，在实践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把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坚决地与本本主义作斗争。在此过程中，他备受指责、打击和挫折。但是实践证明，的做法是正确的，他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
在“第三阶段”理论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盛行时，1927年9月，领导的秋收受挫。之后，率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10月，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而的正确做法却被国际和党批评为“机会主义”，也因此受到了政治纪律处分。到井冈山后的几年里，他备受的指责和排挤，加之长达3个月的疟疾的折磨，使得他好几次徘徊在生死线上。特别是1929年，将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以特派员的身份派到红四军中工作，他在红四军中制造派系，照搬苏联的一长制，全面贯彻国际的不正确指示，扩大的作用，以削弱和取代前敌委员会的权力。在红四军“七大＂上，坚持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民主集中制)”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受到了批评和非难，其“集权制领导原则”也被视为“形成家长制的倾向”，还要求他对争论负有“较大的责任”。他不仅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他担任的由指定的前委，也被会
议免去。但在会上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政治领导；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于1929年9月下旬召开红四军“”。因不满“七大”对自己的错误指责和生病原因没有出席，再次被前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事实证明，的意见是正确的。第二年红四军代理熊寿祺在给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就拿到会上讨论，往往最后无法定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红四军“…‘无组织状态地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
就是在这样的党内严重“左”倾形势下，在国际“瞎指挥”和党内不顾实际盲目执行国际指示而使中国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在自己的正确主张无法得到执行甚至备受指责和非难的个人境遇中，有感而发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正是由于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根据地的斗争实践相结合，坚决地反对国际和党内的本本主义，才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开创了中国的新局面。但他的这篇文章没有受到重视，在的实践过程中，他屡屡因“违背”国际的指示而遭到排挤。由此，党内的教条主义愈演愈烈，最终发展为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几乎断送了中国。
二、《反对本本主义》的伟大意义
1 中国党思想路线的雏形
中国党的思想路线，概括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精髓就是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经历了一个形
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有力地剖析和抨击了当时国际和党内存在的“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思想，并提出了调查的方法，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可以说，《反对本本主义》已经初具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雏形。
在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在文中明确地指出，要解决问题，就要去调查，了解清楚问题的本质和始末，这样，“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认为，在制定斗争策略的过程中也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文章第六部分中，提出：“中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
在文章第三部分“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要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这里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科学论断，也即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
在文中还明确指出：“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上级机关”的正确指示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是经过实践检验被认为是正确的，这充分体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
通读《反对本本主义》全文，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说，整篇文章都充满着对本本主义的憎恶，贯穿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出真知的重要思想，已经基本具备了中国党思想路线的框架和雏形。
2 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关于中国和建设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和科学体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主”是思想的活的灵魂，它是贯穿于思想理论体系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反对本本主义》充分体现了思想活的灵魂，是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是思想的精髓，是思想的根本点和出发点，也是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这里不再赘述。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文中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才能作出符合实际、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正确的决策，这其中就蕴含了“一切为了群众”的思想。在文中强调要到群众中作调查研究，“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也“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只有依靠群众，在群众中了解情况，才能“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他甚至在文中大声疾呼“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这充分体现了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反对本本主义》所阐述的通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以制定出正确的，并指导群众实践以不断修正方针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可以说，《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的调查研究，是思想中群众路线的雏形。
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和建设的必然结论。《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中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这一方面体现了对当时国际瞎指挥和党内盲目教条思想的反对和憎恶，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坚持真理、自主的可贵精神。在当时的中国，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和的特点，它的许多指示都让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只有自主、自力更生，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才能取得的最后胜利。可以说，《反对本本主义》已经具备了思想中自主思想的雏形。
3 伟大的现实意义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虽是在当时条件下为解决民主的问题而写的，但是，文中所阐述的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调查研究的方法，对于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在文中说：“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现象在当今仍然存在，只是发表政见者的头衔不同，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虽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已成为一句名言，但现今真正用大量时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领导干部还是不够多的，他们仅仅根据下级单位的所谓“情况报告”之类的文件资料了解情况，进而作出决策。而最可悲的是，作为“听者”的下属，不经思考就按照领导的意见按部就班开展工作，势必“弄坏事情”，“失掉群众”，不仅：“不能解决问题”，久而久之，还会损坏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要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定不移地依靠群众。所以，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大兴调查之风，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切实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真正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在作决策、定时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和群众的承受能力，统筹和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我们的执行者更应该将上级的指示和具体的工作实际相结合，切实办好顺、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还从七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开展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对我们今天的调研工作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比如第一条“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强调必须提出中心问题并在会议上经过辩论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仅仅由一个人讲授自己的经验是不能得出科学的调研结果的。再如第五条和第六条“要亲自出马”、“要深入”。明确指出：“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到全国，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到总，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还指出：“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这是亲身参加社会调查的经验之谈，更是搞好社会调查的科学总结，非常值得今天的领导干部学习借鉴。
总之，《反对本本主义》是在当时国际的错误指挥和党内“左”倾之风盛行并给带来巨大损失的形势下，根据中国的实际和在根据地斗争的实践，满怀对党和事业的忠诚、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憎恶，写下的一部光辉篇章。它初具了中国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雏形，更是思想开始形成的标志。直到今天，《反对本本主义》所强调的调查研究和调查方法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