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对人学的挑战与启示
人学面临的问题产生于实践，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解决。当今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已成为人类主要的实践内容之一，由科学技术带来的问题超出了旧的解释框架。要更好地理解现实，推动实践进程，就要实事求是，调整人类的自我认同，从根本上转变哲学观念。
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空前复杂，瞬息万变。在永恒变革的过程中，与其说是人改变了世界，不如说是世界改变了人。面对政治版图戏剧性的变化、科学技术匪夷所思的迅猛发展、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纵横驰骋，哲学家们遑论改变世界，即便是解释世界也愈发捉襟见肘。一般而言，所有的危机都意味着转机，思想认识的危机也不例外。当世界为人提供了改变自身的机会，而这种改变又与人的理想形象相冲突时，那么对人自身的反思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按照人的固定模式来反对变革决非长久之计。可以说，每当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的关键时期，哲学思考就会把人学推到前台。
一
人学，简单地说，就是人的自我形象解释系统，包括人在环境系统中的位置和人的本质。其基本问题是：人是什么?人的使命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某种程度上，哲学即人学，因为人的问题始终以不同的表现形态处于古今中外哲学理论的核心位置。当今时代，人学面临挑战，表现为人学研究范式的危机。
库恩的范式理论说明，任何科学研究都要经历常规—危机——常规各个时期的循环往复。在常规阶段，研究者的任务是围绕现成的理论解释各种现象，包括解决理论中的疑点，顶住或者消解反常现象对理论的干扰和否证。但是，反常现象会不断增加，直到现有的理论应付不了，陷入危机阶段。为了弥补漏洞，现有的理论或改变形态，或提出辅助性假设，产生理论增生现象。这些被迫变形与增生的结果并不美妙，反而使危机加深。此时，科学研究进入阶段，新的理论可能应运而生，由于新理论能够对新问题与新现象做出成功的解释，有可能取代旧理论，开始新一轮的理论研究循环。科学研究，包括人文科学研究的有大有小，小的可能在几年之内就完成一轮循环，大的可能历经无数个世纪，与人类文明共始终，人学当属后一种情况。
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人学也有其研究范式，迄今为止，充当人学研究范式理论内核的是轴心时代的文明，按照雅斯贝尔斯的描述，它产生于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精神导师有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其后各种花样翻新的人学理论。文化、人学本来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但是它们一旦形成，尤其经过长久积淀后，就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变得天经地义，从历史性的观念固化为非历史的永恒性观念，最终被人们在心理上所内化，获得了社会遗传性，成为束缚着人而又不易被人觉察的“第二自然”。正因为如此，人类几乎总是靠轴心时代所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前进都要回
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可惜，文化或人学观念不是无条件的存在物，社会实践的历史性规定了文化的历史性。之所以说当前的人学研究范式出现了危机，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实践的推进、时空背景的变换，反常现象逐渐增多，用现有的人学研究范式无法解释，或者解释起来相当蹩脚。
导致人学危机的外部因素是科学技术超常规的迅猛发展。以两个事件为例：1969年7月16日，巨大的“土星5号”火箭载着“阿波罗11号”飞船从美国肯尼迪角发射场点火升空，开始了人类首次登月的太空飞行；1996年7月5日，英国科学家伊恩·威尔穆特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苏格兰的罗斯林研究所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体细胞克隆羊“多利”。上述例子中，航空技术突破的是人所生存的时空结构或环境系统，克隆技术突破的是人所依附的生命现象及其意义。人理解其自我形象的两个前提均受到冲击。哲学家海德格尔对登月飞行发表的感言是，人已被连根拔起；伦理学家瑞萨姆认为，克隆技术是破除人类精神神化历史的最后篇章。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由科学技术带来的新现象也不例外，只是它们显然不在轴心文化的视野之内，也超出了旧人学的理解框架。有专业人士预测，从目前分子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以及机械人科学进展的惊人速度看来，今后不出四五十年，各种形式的人工生命就将会以今日无法预料的形式纷纷出现，并且与自然人竞争，取代自然的大部分功能。这一迫在眉睫的大变革已势所难免，并肯定将对人类社会保存至今的一切人学观念、价值规范产生无法估计的作用。
当然，所有的预言都未必十全十美，但科学技术对人学的挑战绝非科幻小说中的情节，只是因为人们依然用旧框架来观察世界，才对可能的前景视而不见，或者把可能的前景视为子虚乌有、荒诞离奇。借用现象学的术语，如果把头脑中的“前见”予以“悬搁”，从客观事实出发诚实地进行思考，不难发现，以往关于人的普遍信念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超过特定的时空范围，它们就会变得束手无策。这与牛顿力学的情况相类似，牛顿力学如果不是在宏观领域发展为相对论，在微观领域发展为量子力学，在解释与解决问题上也同样会束手无策。在宏观领域，相对论比牛顿力学对世界更有整合与解释力；在微观领域，量子力学比牛顿力学对世界更有整合与解释力。同样，在人学领域，如果不去发展新的理论，而是执著于旧观念来打量新事物，对新事物视而不见，或者压制其发展，那么人学只会更加肤浅、无力。受人的主观愿望的制约，客观实践的进程可能延缓一时，却不能永久延缓。人是自然界的目的吗?人在宇宙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在不同的坐标系下会有不同的乃至相反的结论，在新的时空背景下，人学的基本问题需要重新审视，重新解答。
二
“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从后往前的思考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的重要内容。在新的时空背景下，科学技术对人学的挑战不是偶然的，它犹如一盏明灯，既照亮了人学的反思之路，也映射出人和人学的本能反抗及其困境。
从理想国、上帝之城到乌托邦，乃至世外桃源、诗意栖居地，建基于人学核心理念的目标无疑都没有实现。历史与现实不但使人学目标陷入尴尬境地，而且使神性的人、理性的人与感性的人都难逃虚幻的认定。历史上，从人学目标出发，
以建设人间天堂为名导致的人间罪恶并不鲜见：罗马人在迦太基了15万异教徒，纳粹德国在奥斯维辛了600万犹太人，日本军阀在南京了至少30万中国人。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杀戮使人的神性与理性大打折扣。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仍有22万人丧生于国家间的冲突，约360万人死于内战。[1](P2)从社会制度的实践看，西方社会所标榜的民主、自由等同样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情况不容乐观，“现实与目标存在巨大的差距，即便在民主国家，政治平等仍然是需要理智地争取的迫切目标”[2](P6)。既然人的神性与理性令人怀疑，那么，推崇人的感性又如何呢?艺术与审美虽有感性的成分，但其本质是与天地交融的人类劳作，是对感性的超越。而当“身体”只剩下吃喝玩乐，当消费与整容成为追求优越的手段，无聊和空虚就是必然的伴生物，说到底，人不可能凭借感性的或孤独的“肉身”获得超越一切的存在。实事求是地说，现实社会除了物质的丰富与科技的进步，还有局部战争、恐怖主义、贫困、毒品、气候恶化、能源危机等问题不断困扰着越来越一体化的地球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