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ｃｔ．。２ＯＯ２ Ｏｃｔ．２９ Ｎｏ．４ 第２９卷第４期 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 岳谦厚博士《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评介 魏宏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中图分类号：Ｋ０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５７（２００２）０４—０１０３—０２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并无近代意义之外交。礼部和理藩院乃是以居中驭外之“天朝”或“上国”为理念，为 接待藩邦、属国或外国贡使而设立，其本身是以“上国”与“夷狄”之间不平等关系作前提，体现了“天朝至上”的 深层文化内涵。此种格局至道光咸丰年间为东来的西方人两次以炮舰所破毁。西方列强用炮舰向中华帝国表 明：他们不是贡使，他们是执行其国家之使命，通过外交途径订立不平等条约。中国传统对外关系自此而失 衡，此项失衡则导致中国丧权失土，铸成百年之痛史。与此同时，西方近代外交知识的输入，促成中国近代外 交意识之萌芽．逐渐超越了只有朝贡而没有外交的传统观念，走向同国际政治接轨的道路，遂有总理衙门、外 务部，直至外交部之成立。此乃中国政治制度亘古未有之大变局，无疑为历史之一大进步。 清季总理衙门创立与运作，及相继遣使出洋，产生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官。而这批外交官中虽不乏像 郭嵩焘、曾纪泽、张荫桓等“不可多得之才”，但一般既未受过专门训练，又不精通近代外交知识，也不习外文， 对外交涉仅取西方知识之皮毛，掉市井之油腔滑调，美其名为外交辞令，即使丧权辱国，亦云“欣然同意”，不知 外交为何事，国耻为何意（参见王尔敏撰《晚清外交思想的形成》，载《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１ 期）。这些人从整体上讲，乃为封建官僚阶层之一部分，素质低劣，愚昧无知，民族意识淡薄，官风、封建习 俗在其身上不时地表露出来，当时外交失败他们应承担一定责任。对此，洪钧培有言：“今日之世界，一外交的 战争之世界也。一国有特出之外交人才，其国之外交，往往博得胜利。否则其国外交，无有不败者。我国闭关 数千年，对外素少往来，外交学识，素不注重。是以对外通商之后，对外他国不发生交涉则已，一旦发生交涉， 无不败于外交官之手，故考我国外交失败之原因，一言以蔽之日，缺乏外交人才而已。”（洪钧培著《国民外 交史》，上海华通书局１ ９３０年版，第５页）其论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从另一角度亦能见合理成分。历史学家孟 森评论道：“外使之来。苟非崩角稽首，而与为姑容，其耻甚于亡国。宁以社稷为殉，不使夷虏踪迹相浼。得正而 毙，虽败犹荣。此当时之然也。”（《清咸丰十年洋兵人京之日记》，《第二次鸦片战争》第２册，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４６页）其论可谓深中肯綮。这种传统的夷夏之见曾主导了晚清相当多的外交官之思想或中 国的外交主张。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０７—１２ 作者简介：魏宏运（１９２５一），男，陕西长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组委员，中 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 一１Ｏ３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创立之后，中国外交经历了一次，同化于现代国际政治之中，中国外交官之素质获得高度提 升。新制度确立了一套有机的外交官遴选与任用原则，使得大量拥有近代外交知识，通晓国际政治与法规之 专业人才投身外交事业。特别是数目可观的深受西式教育的归国知识分子被引入外交机构，外交人员之整体 素质大为改观，并形成了一支职业化的外交队伍。而相当多的外交官又长期服务于外交战线，中国第一代职 业外交官（家）群体遂由此产生。 考察一代职业外交官（家），以服务年限和成就论之，当以顾维钧为最。其从事外交工作达５５年之久， 近世罕有其匹，是为真正职业外交家；其在国内位极国务总理（北京时期）和外交总长（或）等职，在国 际上则历任国联理事会、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副庭长等要职，以著名的国际政治家身份参与了诸多中国 和国际重要事务，是为现代国际政治与外交发展之历史证人。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其作为著名的国际政治家， 却先后两次为政治所嘲弄。他服务于北京，遭到国民通缉；皈依于国民，被党宣布为战 犯；最后为党所宽容，并与诸多新中国外交人士结有极好的友缘。这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乃为第一人。 顾维钧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其身上留有鲜明的时代印痕，中西两套不同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同时并存于 一体，从而使他的思想、品格、个性、人生准则显得扑朔迷离，令人难以把握。基于此，研究顾维钧，是对外 交史、政治史，乃至于国际关系史进一步理解和深化的基础。 岳谦厚博士多年来独自伏案钻研，探索顾维钧这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人物，先后出版了《顾维钧与抗日 外交》（河北人民出版社，１ ９９８）和《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两书。他的研究把握了时代的脉 搏，其论述颇有独特见解。从研究方法和视角观之，以下几点最为突出： 一、作者没有将眼光局限于顾氏一生之历史再现，而将其主要精力集中于顾氏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思想 与行为、个性品格与政治心态等核心要件的解释与分析。对顾氏思想与行为之解析，则将其置于近现代国际 政治变动以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大环境、大气候中加以操作，同时又兼顾了国内政治等方面的现实境遇，是 一项宏观、微观兼而有之的全面性研究。其既便于从中探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又可避免产生以偏概全的 谬误．亦体现了作者立论与观察历史现象的水准。而作者在此项研究中，采取一种理论的与案例的分析方法， 则使之目的明确，重点突出．广度与深度愈益彰显。 二、顾氏为外交乃至于政治的历史证人，研究其政治走向、外交思想与行为，不能不牵涉到对整个民 国政治与外交的考察，而政治变动的过程亦不可能不在顾氏身上留下其印痕。反过来，顾氏本人的思想 与行为又必然对政治与外交发生某种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这一点正是作者研究之一大中心 脉络 三、作者在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的基础上，引入了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法学、外交学及国际政治学等学 科理论及其方法，将中国近现代外交史或外交史研究推之于更广更深的层次，亦拓展了该领域研究的理 论视野，并据此作出了诸多的客观判断，提出了自己新的论据和新的看法，这无疑对推动多门学科的综合性研 究大有裨益。 四、“理解”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客观”是衡量历史的“尺度”。空洞的责难与空洞的翻案，只能为历 史学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表。考察历史人物，既要把握他的一时一事，又要兼顾他的一生一世，同时不要忘 了特定的历史环境，否则，必然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并会遮断对历史人物客观分析的眼光。了解过去、理 解过去、分析过去，则会得到历史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的东西，这正是历史学研究以及作者研究的更大的 成功之处。 研究学问是要经过一段艰难的历程．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难以解答的问题，但不能知难而退，只要孜孜不 倦，总会达到自己向往的真理。岳谦厚博士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并获得了学界的认可．我祝愿其 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继续走下去。 最后于此向广大读者举荐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