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战：理论分析与中国应对策略
作者：柯建飞，于立新
来源：《全球化》 2017年第6期
摘要：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势力抬头，贸易摩擦有升级趋势。借鉴兰切斯特方程的作战损耗理论，以两大国之间贸易数据为依据，模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两国贸易战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贸易战对双方贸易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总体上，贸易顺差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更大，考虑声誉激励的贸易战，持包容开放贸易国家的贸易先下降然后缓慢回升。在分析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现状与趋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拓展市场、提升自身实力、完善制度和预警应对的建议。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贸易战兰切斯特方程 中美贸易
作者简介：柯建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宁波大学商学院讲师；
于立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经贸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一、引言
当前，经济全球化已呈不可逆转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不断深入，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也日益紧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了世界交往的扩大，资源、资金和人员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日益频繁，推动各国商品与市场扩张，提高了资源全球配置的效率与各国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抓住了机遇，积极利用资本、技术和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通过开展贸易、利用外资等途径，推动本国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刘志彪，2012；孙国强，2014）。现阶段，中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然而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国际分工、贸易不平衡等问题导致的对经济全球化的担心仍然存在，贸易保护呼声不断。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经济增长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增长低迷，贸易保护势力抬头，贸易保护的形式与特点呈现新的变化。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是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主要诱发因素（薛荣久，2009；杨励、韩倩倩，2011）。大国的利益集团将引发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对政治捐献偏好的增加、产品竞争力的增强将单方面地提升贸易战规模，产品差异化的扩大将带动贸易战的全面升级(吴韧强、刘海云，2009)。贸易战对两国经济无疑是两败俱伤，Simon J．Evenett和Richard Bald-win (2010)指出，从长期来看，贸易保护主义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削弱一国的竞争力，影响就业水平和国民收入，加剧全球经济衰退。Krzysztof Pelc和Christina Davis(2011)也指出，经济不景气会导致更大的贸易保护，也会放大贸易保护的负面影响，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近代历史表明，凡是闭关锁国的国家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不仅仅是社会和经济的进步，还有科学和文化的进步。让全球化做得更好，寻找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推动投资和经济的进步，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Rob Gregory、Christian Henn (2012)等指出：避免这种不利情况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完成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以加强多边贸易承诺。毛燕琼(2011)则从国际法的角度探讨了WTO解决贸易争端缺陷所在，指出了完善WTO在有效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与有效预防危机的机制。
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与贸易大国，随着国际贸易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化，中国所遭遇的贸易摩擦也愈来愈频繁。中国贸易摩擦问题也一直是贸易领域研究的热点，相关文献也非常丰富。
在国际经贸关系中，中美互为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美贸易摩擦自然是研究的重点。针对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与对策，孙瑞华(2006)探讨了中国加入WTO后中美贸易摩擦传统的、新型的以及潜在的手段及其特点，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新趋势产生的根本原因。尹翔硕、李春顶(2007)则从心理、制度和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王亚飞(2009)认为，大国的兴起引起国际分T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是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原因。周千猷、周浩明( 2011)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是内部和外部贸易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针对中美贸易摩擦行业和产品结构，韩擎、杨斐然(2004)认为中美两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形态不同，使得中美贸易摩擦有其产生的必然性。柳剑平、张兴泉( 2011)认为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差异对中美制造业产业贸易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也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针对中美具体行业和产品贸易摩擦，陈炜、张琼(2009)运用博弈论对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刘军、王腊芳( 2011)探讨了美国对中国钢铁反倾销案件。陈继勇、胡渊(2010)则分析了中国出口美国轮胎与美国轮胎制造业工人失业之间的关系，指出了美国对中国出口轮胎实施“特保”措施的不合理性。
一些学者也探讨了具体产品发生贸易战对中国的贸易、经济产生的影响，如农产品贸易战；半导体贸易战等。但本质上这是两国间具体产品的贸易，应属于贸易摩擦的范畴，与全面的贸易战存在着区别。
本文试图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可阻挡的背景下，探讨一种极端的情况，即两个贸易大国发生全面的贸易战时，借鉴兰切斯特方程的作战损耗理论，模拟贸易战对两国贸易的影响，同时分析了中美双边贸易的现状与趋势，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应对策略。
二、贸易战的理论分析
（一）兰切斯特方程
兰切斯特是第一个对战争过程中对抗关系的力量关系进行系统数学描述的科学家，他开创了把定量分析的方法应用到当时尚无严格理论可循的作战研究。兰切斯特方程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已发展成为一门的学科——战斗动力学。兰切斯特方程是在一定的战术假设前提下，建立一系列描述交战过程中交战双方兵力损耗的常微分方程组，以及由此得到关于兵力运用的一些战术原则。其基本方程如下：
（二）两国之间贸易依存关系分析
甲乙两国的贸易关系如图1所示。甲乙两国之间的进出口构成了一个贸易系统。甲国对乙国的出口等于乙国从甲国的进口，而甲国从乙国的进口也是乙国对甲国的出口。所有与甲国的贸易往来构成了甲国的贸易总额，同样，所有与乙国贸易往来构成了乙国的贸易总额。甲乙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仅占各自贸易总额的一部分。
由于两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所拥有的要素比较优势不同，在两国贸易往来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贸易不平衡，即顺差或者逆差。甲国进出口的逆差是乙国的顺差。当贸易逆差的一方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采取进口措施时，贸易摩擦就产生了。贸易摩擦是零星的并且是以贸易规则为基础的，是双边贸易过程发生的一种正常现象。当贸易摩擦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两国撇开了贸易规则而发生的大规模贸易冲突时，贸易战就产生了。比如，如果甲国对乙国商品一律征收高额关税，乙国据此作出反制，即是两国发生了贸易战。
由此可见，进口的大小是一个国家开展贸易战的“兵力”基础，当一国存在贸易逆差时，就掌握着开展贸易战的主动权。相对而言，存在贸易顺差的一方处于被动地位，因为进口相对低，贸易战的“兵力”基础相对弱小。
借鉴兰切斯特方程，可以解释贸易战的机理。以甲国为例，假设方程组的第一个方程代表甲国贸易战的数学描述。x表示甲国的进口，是甲国开展贸易战的“兵力”基础。ax表示甲国开展贸易战的强度，是主动的，即甲国通过提高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方式主动减少进口。f(x，y)是表示对方采取反制措施时对甲国进口影响程度。可以这样理解，当双方开展贸易战时，由于汇率波动、市场情绪悲观的因素也会对甲国进口造成影响。当然，相对于甲国主动进口而减少的ax．f(x，y)对x的影响可能要弱得多。f(x，y)的具体形式，可能是线性的比例关系，也可能是非线性的关系。μ(t)则是其他因素对x的影响。
根据贸易战的实际背景，可以分析出以下几点：方程组里的变量满足x(t)≥0、y(t)≥O，x(t)、y(t)都是递减函数，且随着x、y的减小，其衰减速度也在降低。
一种极端的判断输赢的方法，若有一方贸易进口值为零，就标志着贸易战的结束。当然，这与事实不符，可以从x、y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判断贸易战的演化趋势。
现假设甲乙两国贸易不平衡，x0=4500，y=1200，可以看出，甲国存在贸易逆差，乙国则是贸易顺差，甲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主动发起贸易战，乙国被迫采取应对措施。假设在一个单位时间内甲国贸易措施强度为al =0. 05，乙国报复同样的强度a2=0. 05。乙国贸易报复给甲国进口带来的冲击6，-0.00005，甲国贸易给乙国进口带来的冲击b1=0.000025。b1、b2之所以这样取值，是基于这样考虑，x0较大，所带来的冲击也大，y0较小，带来的冲击也较小。则方程组(6)转化为
从图4可以看出，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对贸易顺差的乙国影响较大，贸易总额下降较多，对贸易逆差的乙国的影响相对较小一些。但贸易战都对两国的贸易总额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第三个时间点时，甲国的贸易总额从36000降至32000左有，而乙国的贸易总额已经低于32000了。
（三）考虑声誉激励的贸易战
假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甲国对乙国发动的贸易战不得人心，而乙国包容开放的贸易受到其他国家的拥护和支持。甲国发起的贸易战对乙国的贸易产生了激励效应，这种激励
效应体现在乙国贸易总额的增长上。一种合理的假设是这种激励效应不会在贸易战开始就发生作用，而是在贸易战发生之后的第二期产生作用，则联立方程组可表示为：
从图5可以看出，乙国的贸易总额从第二期开始有所变化，尽管还保持下降的趋势，但降幅有所减缓。在贸易战的第三期，两国的贸易总额相比较，乙国受到了激励的作用，在数值上超过了甲国。由于贸易战的惯性作用，乙国的贸易总额还是呈下降趋势，一直到第13期降至最低点，之后贸易总额开始回升。
借鉴兰切斯特方程的作战损耗理论考察假想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两大国之间展开贸易战对两国贸易的影响。以两国之间贸易进出口数据为依据建立兰切斯特方程，结果显示，贸易战对两国之间的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对两国各自的贸易总额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总体上，贸易顺差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比较大。结果表明，持包容开放贸易而受到声誉激励的国家，贸易总额随着贸易战的展开先下降，冉缓慢回升。
四、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后顾与前瞻
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中美两国经济体占据中心位置。中美两国经济关系是全球经济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以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美两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近年来，中美两国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两国经济关系开始向相互依存、互补的经济模式发展。中美双边贸易是中美经济关系中重要的一环，中美双边贸易对中美两国的经济贡献功不可没，研究表明中美贸易对中美双方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雪、李惠民，2015）。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上互相依存的趋势也更为明显。金融危机后，中国占美国对外进出口贸易额比重不断上升，2015年中国首次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2016年在整个中国出口中占的比重达到18%，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发展迅速。在近20年的中美贸易中，呈现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态势。就服务贸易而言，美国对中国一直保持顺差，但由于服务贸易规模较小，美国总体逆差状态依旧。首先，在服务贸易领域，中美服务贸易失衡，这与美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重心转移以及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格局的变化有关。与中国相比，美国服务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近些年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向服务行业转移，特别是金融领域。美国对华服务行业直接投资的增加，一方面促进了中美双边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美国处于服务贸易顺差的地位。其次，中美贸易失衡主要表现为中美货物贸易失衡。尽管总体是美国对中国在货物贸易上存在逆差，但是从中美货物贸易结构上考察，美国对华非制成品贸易大体保持顺差，而制成品贸易表现为逆差，因此中美制成品贸易失衡是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核心（吕铀，2013）。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国际产业转移导致美国对华非制成品出口比例上升，抑制了美国对华制成品出口。中美货物贸易上的失衡，表面上看，对美国国内一些产业造成了冲击，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一方面美国通过对外产业转移技术外溢，以达到其本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使其一直处于全球产业结构的最顶端；另一方面，中国在初级产品及加工制成品方面对美国大量J+口，实际上是用中国的资源供给美国生产与消费，造成中国环境恶化与资源减少，也可见我国还处在产业链中的低端。
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中美贸易失衡是中美两国国内经济结构、国际产业转移与国家分T的深度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是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的一部分，只要全球经济格局不发生明显的变化，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将会持续，中美贸易失衡也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存在。
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涉及的领域也不断扩大。美国对华贸易保护对象从具体产品、企业、产业等微观领域向、制度等宏观领域转变的趋势明显，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就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措施而言，已从单纯的反倾销演变到反补贴、冉到反倾销和反补贴并用，进而发展到利用体现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的337调查（王威，2013）。中美贸易不平衡使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较大风险，中美双边贸易摩擦有不断加剧的趋势。随着美国进入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已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宣布重启NAFTA谈判。在特朗普（或贸易保护主义）看来，中美双边贸易逆差接近4000亿美元，是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流失、工人薪资水平降低的原因，由此必将增加反倾销、反补贴双反调查的比例，中美之间甚至有发生贸易战的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的当代，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愈发频繁。在全球化的产业链中，世界主要国家早已水融、密不可分，如果两个大国之间开展贸易战无疑会伤及自身，也给对方带来极大的伤害，影响两国合作的整体氛围，甚至危害到整个世界经济。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一些国家国内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国内民众负面情绪高涨，贸易逆差成了其经济问题的“替罪羊”，以贸易战作为威胁手段的喧嚣声不止。如何破解大国间的冈徒博弈困境？通过对话与合作来处理两国间的贸易问题是最佳的途径，双方可以共同努力，相互协商，加强合作，在贸易方面取得双赢的结果。针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有必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防范于未然。
五、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如今已是经济全球化重要的推动力量。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复苏乏力，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是中国稳出口、稳增长的保证，也是应对贸易战的根本。
（一）积极倡导和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对外开放，拓展世界市场
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三次浪潮，是以白由贸易协定为基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正逐渐从规则的参与者转变成规则的制定者，话语权不断增强。中国要积极倡导和参与白贸区战略全面布局，扩大对外开放，拓展世界市场，把推动白贸区建设作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压舱石、推进亚太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建设“一带一路”、发展跨洲白贸区，作为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李罗莎，201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是凝聚中国智慧、顺应全球经济发展潮流和中国国内形势变化的新型开放战略，也是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的丰富源泉。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产业等，在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的同时，也实现中国产业技术的升级。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大部分是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也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实和发展。“一带一路”战略也是拓展世界市场，抵御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最有效的方式。因此，要继续深化“一带一路”战略，扩大、优化、升级中国与沿线国家现有的贸易关系与经济合作。
（二）加强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促进外贸转型升级
我们要看到中国贸易中存在的“短板”。在企业层面，要提升外贸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速度与步伐，通过产品创新、产业创造来增强中国制造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推动外贸企业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加快提升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跨越。
要加速中国产业与贸易结构调整，提升产业标准，积极适应发达国家贸易投资新规则。中国不应将美欧启动国际高标准的新规则白贸区谈判视为威胁，而应将国际贸易投资高标准的新规则出台作为压力、动力和机遇，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和贸易投资调整潮流中及早谋划和应变。
要加快扩大服务业开放，扩大生产性服务贸易，拓展新兴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快速增长已成为当今贸易领域一个重要趋势，国际新型贸易规则无不将服务贸易开放作为规则制定的重要内容。要扩大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我国外贸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生产性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要不断扩大生产性服务贸易。对于新兴的服务贸易部门，诸如金融服务、保险服务等知识或资金密集型行业，应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允许外资和民间资本的适度流人，促进其市场创新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对于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即便目前没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考虑到其在现代服务贸易中的核心作用，基于长期国际竞争的战略考虑，也应适当予以扶持。
（三）利用国内法和WTO法律规则进行抗衡
如果一国对中国产品发动大规模的反倾销、反补贴等形式的贸易战，中国完全可以按照国内法的规定进行相应的回应及报复，也可以在权衡利弊后，提交到WTO争端解决机制内进行解决。
从长远看，中国白身市场经济建设不足，尤其是法律制度建设，同西方国家和WTO规则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中国作为WTO的成员国，应积极掌握、学习WTO规则，并充分利用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同时要修改、完善与WTO规则存在抵触的法律，以适应WTO相关规则，降低贸易战带来的严重损失。要完善中国的反倾销法、知识产权保以及保障措施等，以适应国际规则。在完善国内法的同时，中国也应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与改进，争取话语权、主动权，维护我国的权益，降低贸易战的风险。
（四）建立、健全贸易预警机制，制定应对预案，后发制人
在应对贸易保护的技术层面上，应建立、健全贸易摩擦预警机制。为了有效应对贸易战的侵害，中国需要建立一套、行业协会和企业共同协作的、有效的预警机制。要制定应对预案，对出口市场份额较大、出口增长较快的产品要摸清底细，评估损失，做足准备。同时要研究对方可能的走向，从中寻找出后发制人的办法，并通过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要建立专业化的应对团队，建立提供专门服务和咨询的专业团队，加强信息收集及游说能力，为未来可能面对的挑战做好充分准备。层面，要加强间的对话沟通，协调好双边利益。
六、结束语
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但当前一些国家出现民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倾向，贸易保护势力抬头。在外部不确定性激增的当前，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必须充分认识到贸易战可能会受到的巨大冲击，并为此做出积极准备。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向世界释放更加明确的开放信号也是团结更多力量的机会，应积极倡导和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拓展世界市场。发展是硬道理，要积极推动中国产业与贸易结构调整，推动市场的公平准入、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务实性突破，才有可能在潜在的对抗中开拓有利局面，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健康和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