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2011年2月刊
清代安顺书院简论
万雷（安顺学院政史与法律系贵州安顺561000）
摘要：书院是安顺地方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细观有清一代安顺书院的发展历程，可发现其虽创建较晚，但仍能稳步发展，并以培养人才、移风易俗为要务，成绩斐然。细致研究这一时段的书院教育，可以为现今地方教育，尤其是民族地区教育改
革提供历史借鉴。
Abstract:TheacademyistheAnshunplaceeducationimportantcomponent,viewingcarefullyhasthecleargenerationofAnshunAcademy'sdevelopmentprocess,althoughdetectableitsfoundslate,butstillcoulddevelopwithsteadysteps,andtakefostersthetalent,tochangeexistinghabitsandcustomsastheimportantmatter,makesbrilliantachievements.Studiesthistimeintervalcarefullytheacademyeducation,mayforthenowadaysplaceeducation,themulti-nationalareaeducationalreformprovidethehistorytouseforreferenceparticularly.
关键词：清代安顺书院教化
Keyword:QingDynastyAnshunAcademyEnlightenment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11）-02-0190-02
清代安顺的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以官学、书院、义学为主的教育体系渐趋完备，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为社会造就了大批俊杰之士。即就当时贵州整体教育状况而言，安顺亦是名列前茅。在书院一方面，就整体进程而言，它始于唐，兴于宋，元明清继之，历时千余年，影响重大。但就安顺而言，受地处经济欠发达、民族成分复杂等各因素的制约，起步较晚，且数量不似经济发达地区般密集。即便如此，安顺之书院仍能稳步发展，成绩斐然。本文主要致思于梳理清代安顺辖下之书院发展情况，勾勒其主要特征。
综合有关记载，可知安顺的书院创设于清初康熙年间，代表者为双明书院。《安顺府志》记载，双明书院康熙三十年建，而维风书院继起于雍正十年，随后，创修书院代不乏人。合而计之，清代安顺总计有双明书院、维风书院、习安书院、治平书院等13座书院，各州厅县均有分布，平均每地2座强。
安顺书院的创设不仅得力于地方，更得力于民众的支持与襄助。在创建及扩建书院时，我们总能看到民众，尤其是地方知识分子和乡绅活跃的身影。如：嘉庆二十三年，贡生王洪镇、罗运昌、修武谟等倡邀同学积极呈请永宁知州李炟复建维风书院，道光元年扩建时，当地官民捐银千余两；道光八年，郎岱厅士绅张懋德等人捐建岱山书院讲堂等；道光二十三年重建双明书院时，“绅士孙玉峰等捐修”；而修习安书院时，杨时泰“义捐多金”。
随着书院的不断创设，它们与义学等互相配合，有力地推动了安顺教育事业的发展。《维风书院碑记》说“一时人才辈出，进士吴公鑑斋、孝廉李公伯华其首选也”，而“太史袁凤阶、中书梅雨亭、进士杨茂材”则出自习安书院，“其他登贤书膺选拔者不胜屈”。
至晚清废书院改建学堂时，安顺的书院也纷纷改为各类学堂，逐渐由传统教育转型为近代教育。
综观安顺书院在清代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特征：
一、道光时期为创建兴盛期
安顺书院在清代的勃兴期为康熙年间，以后代有创修，但若综合考量数量、规模等因素，我们认为道光时期为其创修的兴盛期。其中凤梧书院创设于道光四年，岱山书院创设于道光八年，梅花书院创设于道光十八年，凤仪书院创设于道光二十二年。道光时期首创书院占整个书院创建总数的30%。此外，道光时修、添建书院基础建设，扩大规模，也是一大亮点。如维风书院虽创设于雍正十年，但在道光年间增建了学舍十间等，并添置学田以资膏火，创设于嘉庆二十年的治平书院也于道光年间不断添建讲堂和学田。
创建，治平书院由安平知县陈嘉祚创建，梅花书院由归化厅通判谭炜创建，凤梧书院由清镇知县杨以增创建。双明书院于创设时虽不载何人，但重建时却由镇宁知州严耿、汪自修捐廉倡修。
从书院主持人延聘来看，各书院主持人山长均由地方遴选聘用。如：《平坝县志》载习安书院山长由知县王雨溥聘请“延宿儒赵公懋功以主之”。其实不光是书院山长，教师、管理人员等也均由聘用。同时，还选派“监院”来加强对书院管理。
以上均说明清代安顺书院的主导权被牢牢地掌控在手中，较之其他存有私立性质书院的地方而言，书院官方化色彩极其浓厚。
三、重视书院教育
在书院官方化的同时，我们应注意的是非常重视书院教育。原因在于：（1）书院完全由管理，或者由创建，重视是势之必然；（2）各行政长官多为读书人出身，十分关注书院这样的文教事业的发展；（3）地方深知书院教育的重要性，以此来教化百姓、移风易俗。
重视书院教育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这里仅讨论书院山长之遴选及地方长官亲主讲席两点。山长是派驻书院的主要管理人和教授人，因此对此类人选的择取极为慎重，一般均遴选“品学兼优，为众所推服者”。习安书院山长赵懋功即为名重一时的“宿儒”，而另一位主讲习安书院的齐超渭亦是学识渊博，学者称健庵先生。与此同时，因地方行政长官多为读书人出身，文理优长，所以雅重书院，常亲为主讲，以培士风。如出身于举人的刘嗣矩官永宁州时，“亲主讲席”；出身于进士的侯大受官清镇时，首以培植人才为务，为生童解题义，不惮其烦；出身于优贡的王存成官清镇时，也是频至凤梧书院，时登讲堂。
四、凸显少数民族教育
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因此教育不仅指向汉族，更指向少数民族。旨在通过教育来“教化”边民，移风易俗，从而巩固统治，维护统一。清初贵州巡抚田雯说：“全黔边徼遐陬，民苗杂居，礼让未兴，剽悍成习……以敦崇学校为先，盖学校之关系，乃风俗人心之根本”，“必崇文治而后可以正人心、变风俗”。安顺亦复如是，历任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教育来教化百姓，使之晓习礼乐，从而成为清廷的良民顺民。
《邵鸿儒清厘岱山书院记》云，书院“实欲以名教相维”，“共跻圣域，同归于善”，不仅仅为“进取科名而设”。这彰显了设立书院的初衷在于教化百姓。但需注意的是，前此“洎乎夷家仲民，莫不讲求儒教，移风易俗，蒸蒸日上”一语，其意义为：一，书院正视了“夷家仲民”环顾这样一种少数民族众多的民族环境；二，随着对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视，少数民族不断浸染于“儒教”，以至于“移风易俗，蒸蒸日上”。维风书院名为“维风”的原因，即在于永宁“其风劲，其性刚，吾人歌风肄雅，以诗书之泽，化侨野之习”。当然我们认为这“其性刚”主要指少数民族的刚健之民风，而书院的创建者正是希望通过礼乐教化，移风易俗，柔化土著剽悍的民风。
二、书院官方化色彩浓厚
我们虽已经述及在创设、添建书院时，地方民众，尤其是地方知识分子和乡绅十分活跃，可这掩盖不了书院浓郁的官方化色彩。这可从创建者、书院经费来源、主持人延聘等方面来说明。
从书院创建者来看，清代安顺之书院完全由主持修建，未发现有私人创建书院的迹象。如维风书院由永宁州知州陈嘉会创建，复建时得到了时任知州李炟批准，习安书院由普定知县王雨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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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空间
参考文献：
[1]咸丰《安顺府志·营建志一》载：“万寿宫，《通志》云：’在西
门大街，原系李将军书院，年久倾圮，堂宇尚存。乾隆二年，提督王无党、知府牛天申、知府杜理并五营员弁捐修，规模壮丽。’”第340页
[2]光绪元年抄本《镇宁州志·地舆》，第6页。而三十六年石印本《镇宁县志》卷四<庶政志>教育部分却说双明书院“置自康熙十一年”，第21页，该说后起，不知依据何在，此处笔者还是采用事前较早的《镇宁州志》、《安顺府志》康熙三十年说
[3]道光《永宁州志·学校志》，光绪十六年沈毓兰重刻本，第4页
[4]道光《永宁州志·学校志》，第6页。○5《贵州通志·学校志三·书院》，第40页
[6]咸丰《安顺府志·营建志二》，第450页[7]咸丰《安顺府志·人物志五》，第850页
[8]道光《永宁州志·艺文志上》，第47页。咸丰《安顺府志·职官志五》亦载“吴进士视、李孝廉瑛、武孝廉钰、赵明经景命等，皆维风书院选造之士”，第724页
[9]咸丰《安顺府志·人物志三》，第815页[10]咸丰《安顺府志·营建志三》，第476页[11]咸丰《安顺府志·营建志二》，第445页[12]咸丰《安顺府志·营建志二》，第445页（上接第1页）
但这并不是意味着隐性采访可以不受道德法律的。在采访内容和对象上，法律有明确禁止的，新闻记者在隐性采访时就应该避开。我国法律条文对新闻媒体报道设立的禁区有：、未成年人犯罪、个人隐私以及商业秘密等。这对于任何报道方式都适用，隐性采访也不例外。
隐性采访的采访工具的，《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登专用间谍器材”。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也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登专用间谍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⑥
除了法律禁区外，隐性采访还受道德约束。记者在采访时，应有先进的道德观念、优良的道德行为，在新闻事实的选择，加工中都应遵守一定得道德规范。隐性采访中记者要尊重每一个人的观念，不要打着“维护社会公益”的名义去从事一些损害社会道德的行为。
总而言之，暗访是新闻界与法律界有争议的一种特殊的采访方式，新闻记者作为公众的代言人，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使命，本身并没有也不该有超出法律的，其行为必然要受到法律的规范。记者必须以大局为重，决不可跨越法律的“红线”，慎重小心地使用暗访手段，否则，就会陷入法律的“火海”之中。
美国学者WalterA.Steigleman说“法律与新闻事业两者间冲突的解决，决不能认为是某一方面得到胜利，或某一方面被击败，而应看作整个社会效益。”⑦隐性采访与道德法律之间存在着冲突，但并不是不可调和的，而且随着我们法制的健全和新闻从业者职业素养的提升，这种调和最终将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出现，而不是两败俱伤。
（三）、隐性采访运用的具体要求
使用隐性采访，记者应注意这样几点：
1.采用隐性采访应该具备强烈的法制意识，不能滥用
近年来，隐性采访有泛滥之嫌，并走上畸形发展之路，开始被“唯曝光而曝光”的理念左右。隐性采访报道的质量有待商榷。其实，如果被采访者本身没有违法犯罪行为，他们有权拒绝接受采访，记者只能接受其它方式报道。
2.隐性采访在报道中要具备人文关怀的精神，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要有意识地加以保护。
人文关怀是指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人格、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⑧近年来，隐性采访的泛滥致使一些媒体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只关注自己的发展，而鲜少关注新闻报道的社会效果。在采获少年犯或抓获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记者要注意保证他们的正面清晰图像不要出现在完成的节目中。在拍摄时尽量使用背面、逆光或后期做特技马赛克处理。
3.采访前精心策划
文化
[13]咸丰《安顺府志·营建志一》，第427页[14]咸丰《安顺府志·营建志二》，第456页[15]咸丰《安顺府志·营建志三》，第468页
[16]《贵州通志·学校志三·书院》，第40页
[17]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101至102页
[18]道光《永宁州志·学校志》，第4页
[19]咸丰《安顺府志·营建志二》，第456页
[20]可分见咸丰《安顺府志》<营建志一>、<职官志五>，第427、726页
[21]道光七年刻本《安平县志·文治志》，第1页[22]咸丰《安顺府志·营建志二》，第447页[23]咸丰《安顺府志·营建志三》，第476页[24]道光《永宁州志·学校志》，第7页
[25]分见《平坝县志·教育志》，1932年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第136页；咸丰《安顺府志职官志五》，第726页
[26]分见咸丰《安顺府志》<营建志一>、<职官志五>，第427、714页
[27]《续修安顺府志·教育志》，1983年安顺市志编纂委员
会整理排印二十卷本
[28]咸丰《安顺府志·人物志三》，第814页
[29]咸丰《安顺府志·职官志五》，第713、729、730页
隐性采访需要掌握的材料往往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在采访前进行精心的策划尤为重要。因此，记者在采访前应该把采访的时间、对象、角度、范围、重点及应变的措施等等作出周密的安排，对采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充分的预测以便及时从容的应对。
4.隐性采访要与、工商、海关等相关执法部门配合
将隐性采访与相关执法部门的行动结合起来，比如配合门暗访违法活动、配合工商部门暗访造假售假行为等。记者不是执法部门，不能代替执法部门对违法犯罪现象进行处罚。因此，记者必须积极与相关执法部门配合，才能促进事情的解决。
5.记者要多方面弄清事实再报道
隐性采访因其自身特点，不便多看，多问，这就可能导致对一些事实采访得不那么全面。这就要求记者努力从多方面采访弄清事实，而不能单凭自己的所见所闻。
三、结语
新闻采访活动形式多样，采访是其中的一朵奇葩，魅力无穷。隐性采访能突破采访环境的封闭和事实本身的隐蔽性，一针见血的抓住问题的本质，揭露出隐藏的事实，还原事实的。毫无疑问，隐性采访方式的这种独特作用是显性采访无法可比的。但是并非“存在即合理”。近年来，隐性采访被过多使用，与公民的权利产生了强烈的冲突，惹来了很多争议。特别是，隐性采访中的偷拍偷录等做法，严重影响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形象，削弱了新闻媒介与社会的亲和力，降低新闻媒介的公信度。随着我国公民的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我国法制的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提高，隐性采访方式的采用将会越来越有难度。这三个方面将制约着它的发展，但同时，也会促进它朝着一种更加健全合理、科学的方式发展。当然，要实现这种发展就需要记者和新闻媒体在法律和道德范围之内，最大化地追求新闻事实、揭示新闻、实施监督，使隐性采访在大放光彩的同时把伤害最小化。
参考文献：
[1]郭镇之展江.守望社会—电视暗访的边界线[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2]《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陈小勇，江西电视台公共频道[3]《电视偷拍采访方式的法律环境—从2002年几起代表性事件中获得的启示》，徐迅，《中国记者》，2003年第2期第15页
[4]《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法》
[7]《人格权与新闻侵权》，王利民，杨立新，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
[8]《论我国电视媒介在采访中人文关怀的缺失》，王辉
洪，习艳群，《消费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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