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论丛

清史论丛》（2011年号），《“康乾盛世”与历史意义的采择》（摘录），姚念慈教授

（本文最早发表于2009年10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办的题为“‘康乾盛世’再思考”学术研讨会上）

1.讨论“康乾盛世”，实质上就是对清前期进行历史定位，我觉得首先必须分疏出许多分支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然后才谈得上综合性的结论。可是我们的研究往往是在具体研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就预先设定一些前提，并以这些预设前提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当前清史研究的“主流”对清前期的研究，总而言之，就是以“统一中国”、“满汉平等”、“康乾盛世”这12字要诀作为基本预设，然后在这些预设下进行具体“论证”。但这些预设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究竟是否成立，其实很难定论。例如清军入关建立全国统治，究竟是“统一”战争，还是民族征服？或者还是什么“轮流坐庄”？是否因为明清之际距离世界近代民族国家潮流尚早，或者因为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就可以模糊和淡化对清军入关的正义性的质问？清廷对蒙古，尤其是对厄鲁特蒙古的战争，究竟是克服势力，还是扩张？清廷的民族究竟是满洲统治者所标榜的“满汉平等”，还是存在严重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都是还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如果再深入进去，又会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子课题，甚至像“中国史”的基本定义或“历史上的中国”这样重大的问题。

清前期是否出现过“康乾盛世”，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应该有不同的陈述和不同的标准。因为这不是一个事实的认定，而是一种价值判断。论述者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必然会将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投射在他的历史研究上。故而他就不能只是一个历史从业者，而且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

从表象而言，知识分子基本特征，在于它的相对性和批判性精神。但我们必须说

仅此还不够。仅仅具有性和批判精神，并不见得就具备知识分子的良知，还要看他对谁保持，他的批判对象是针对谁。

基于这一点，我们在寻求历史的现实意义时，在以现代史学的要求来诠释中古史时，就必须确立一个基本准则，即从近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对近现代社会的形成贡献了多少积极的因素这一点出发，来衡量中古史晚期，也就是从所谓“近代社会转型”的视角来给清史定位。如果以这样的立场来对待清前期的历史，在今天是否还值得大力宣扬所谓的“康乾盛世”呢？我觉得是大可怀疑的。如果研究清史、尤其是政治史，完全以清统治者的立场为皈依，或以官书的基调为准则，我们就很难说他的研究能体现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

那么. 当下一些著作常用以支撑“康乾盛世”的基本依据，例如疆域如何广大，国库如何充盈等，这些东西确实可以说是客观事实。但客观事实很丰富，问题是当你选择某些“客观事实”作为“康乾盛世”的支撑时，所从事的其实也是一种历史意义的主观采择。价值取向不同的研究者，对各种“事实”完全可能赋予不同的意义，进行不同的史实采择。进而言之，对于同一个历史事实的判断，也完全可能出现根本对立的标准。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和判断很可能截然不同，彼此之间无法进行对话。

比如说，康熙后期国帑积累四五千万两，康熙五十年实行过三年内全国轮蠲一遍，随后又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些确实在历史上发生过，也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事实。但这些事实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否代表人民生活水平、富裕程度的提高？人民大众生活的安宁富裕，应该是“盛世”的主要标志之一，但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康熙朝何以能实行大量蠲免的“德政”？清史研究者们往往忽视清代赋税的沉重。稍微比较一下明清赋税，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清初全国赋税总额是以明朝万历末期至崇祯时期的横征暴敛为基准的。直至康熙末年清朝的人口土地并未超过明万历时期，然而其

赋税收入却较明万历初期增加了许多倍。清廷统治者立国的基础，就是过于沉重的高额赋税。康熙朝实行的大量而频繁的蠲免，实质上是变换手法，将竭泽而渔也无法获得的部分宣扬成朝廷的惠政。至于康熙朝百姓的生活状况、地方财政保证如何？清廷的官书当然是讳莫如深，即使有，大抵也是粉饰、歪曲的记录。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当时人邵廷采、唐甄、方苞，甚至靳辅的论述中发现一些相反的看法，民间社会的富裕程度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在倒退。即使进入雍、乾时期，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总量的提高，也不见得就代表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封建和民族压迫极其严重的清前期，生产者主体的生活水平出现类似的下降和倒退，并不是不合逻辑的。而紧接着“康乾盛世”之后，清帝国大厦在乾嘉之际砰然倾倒，败相毕露，并不是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蚕食鲸吞，而是长期潜伏着的尖锐和社会阶级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我们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五省白莲教的具体原因的探索，更不能将农民大仅仅归结为官吏或所谓“和珅现象”，而应该从“康乾盛世”中追寻社会矛盾的根源，追寻人民大众贫困化的积累过程。很遗憾，现在清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还很少看到这方面令人满意的的论著。再说，一个王朝出现了大规模的下层民众，这个王朝当然不能说是盛世。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一个王朝没有出现大规模，就是盛世一个标志。以现在的眼光看，一个王朝的社会秩序稳定与否，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与人民大众对这个时代的统治是否接受、拥护的程度，并不形成对应关系。简言之，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不是论证“盛世”的充要条件。

4.有的论著为了证明康熙朝是盛世，花了很大气力去搜寻康熙时期人们颂扬盛世的史料。但凡此都不过是一些个体人物一时的情感流露，好像不能用来作为历史学论证的根据。而像康熙朝君臣互相谀颂本朝为“盛世”，则属于满洲统治者自我标榜，是玄烨倡导“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政治效应。如康熙六十年的“圣诞”，满汉朝臣给玄烨上尊号，列举了玄烨12项“自古所未有”。对此我说过：“只有在最无耻的时代，才会产生这样的文

字。”这类记载，当然更不应成为我们证明存在“康乾盛世”的证据

据我个人看到的资料，清廷正式提出本朝是“盛世”，始作俑者是康熙朝君臣（见《康熙起居注》五十三年六月初六，玄烨在热河于满洲大学士揆叙、松柱对话。并参《清圣祖实录》同日上谕）。而高唱“自古得天下最正”，是在康熙朝晚期两废皇太子期间。具体地说，是在两废太子期间的戴名世案中出现的（见《戴名世集》附录《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几年之后，在康熙的面谕即所谓《遗诏》中公之于众。康熙末期，在经过一段短暂虚假的“承平之世”之后，各种危机都暴露出来，玄烨提出这样的口号无非是自欺欺人，以此掩盖清统治者内心惶恐，而清廷之所以需要而且能够在康雍乾三朝积极营造所谓“承平盛世”，是以沉重的高额赋税、暴力、思想禁锢为前提的。

清廷统治者之所以一定要宣扬所谓“盛世”，不仅与坚持维护满族的统治民族地位有关，而且与其意识到必须争取人数众多的被统治者的汉族接受其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有关。由最高统治者自己出面来倡导本朝为盛世，这可能是清代的“盛世”与前代“盛世”的一个重要差别，果尔，就更值得我们注意。我个人认为，有意识地积极营造出一个当时的“盛世”，其最初出发点乃是满洲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时下“康乾盛世”论似大有一统之势。而夷考其实，就不难看出“康乾盛世”论者所做的工作，遵循着这样一种模式：首先将清军入关夺取全国统治这一纯属偶然性的结果解释成历史的必然性；然后从“必然性”扩充成为“历史潮流”，并以此来评判当时的人物事件思想言论；继此之后，又对清初以来的绝对皇权、严厉实行民族歧视、思想禁锢、国富民贫、穷兵黩武等基本特征视而不见，或竭力淡化，来“论证”一个“康乾盛世”。为了寻找“盛世”的根据，甚至不惜将八旗的武力强盛也拿出来炫耀，作为“盛世”的标志。这完全失去了批判精神，是清廷官方基调的现代版本。就思维方式的本质而言，“康乾盛世论”者与首倡“我朝得天下最正”的满族统治者恰好不谋而合。在21世纪的

今天，这难道不奇怪吗！

.我们在“康乾盛世论”钟还发现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对传统思想进行不恰当的否定，似乎只有运用“现代化的概念”，才是史学的进步。例如清末民初以来，思想界、史学界通行将清军入关视为“异族征服”。现在的“康乾盛世论”者则将此说批判为“落后”和“陈旧”的东西，而认为只有将清军入关定义为“统一”才是进步的。至于“民族征服”这个概念究竟落后在什么地方，而使用“统一”一词又进步在什么地方，却并无严格的论证。当然，若就词义而言，较之“统一”，“征服”反映的固然是一种落后的历史形态或进程，但与“种族灭绝”、“民族”相比，“征服”一词的词义则又温和得多。我们运用什么概念来概括历史，不在于词义本身的比较，不在于主观上偏爱什么概念，关键是看这种概括是否符合历史。满族统治者建立全国政权过程中所实行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严峻的历史事实，论者不去追究，反而以为只需贴上一个具有进步性词义的“统一”的标签，就代表了进步的历史研究；同时又攻击正视历史现实的研究是对满族征服者存在着民族歧视，是一种落后的观念。这种逻辑实在有些蛮不讲理。

至于传统中的“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用夏变夷”、“尊王攘夷”等观念，乃是中国古代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并不纯粹是种族歧视，我们不必回避。在各民族社会发展阶段存在明显差异的历史条件下，毫无疑问，这些传统观念更具有保卫先进文明和优秀文化合理内核的历史作用。

若然反过来，“用夷变夏”，以野蛮的文明来取代、毁灭先进的文明，则是历史的倒退，并不是值得肯定的民族融合，也是我们所不取的。

“康乾盛世论”者在“证明”清廷的“统一”时，却也喜欢诉诸传统。他们热衷引据《春秋》公羊家的“王者大一统”，似乎以为有了这面招牌，就可以证明清廷建立全国统治

政权就符合传统中的“大一统”。这不仅是在歪曲历史，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颂扬一统并将此归结为历史传统，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践踏。《春秋.公羊传》的这句话必须理解为，首先肯定的是“王者”即“有道之君”，只有“有道之君”的“一统”，才是值得推崇的，才是“大”。相反就是乱政、僭越，就是“蛮夷猾夏”，“率兽食人”，以至“人将相食”的“亡天下”。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中国历史上开明的思想家即使承认现实中的大一统，也往往需将其与“正统”联系起来，否则无法立说；而绝不会承认凭借暴力和滥杀取得天下也叫作“大一统”。有什么人敢于公然赞颂入主中原的异族的野蛮暴力？如果连这一点人道、正义的精神都没有，中华民族今天大概就不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20世纪初期的思想、史学界将清军入关定义为“征服”，正是在世界民族国家的潮流之下，继承发扬优良民族传统精神的体现，不论在当时或是现在，都具有进步性。

相反，不顾正义与否，凡得天下即称之为“大一统”，这与成王败寇的庸俗论调并无二致。掩盖历史事实，不讲人类道义，随意将“大一统”的桂冠奉献给胜利者，以此逻辑推而广之，就可以给任何暴君以及侵略征服者鸣锣开道，也可以为任何民族败类开脱历史责任。现代概念的如此运用，恰恰背离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也绝不是史学研究的进步。

《剑桥中国明代史》。作者: (英)崔瑞德、(美)牟复礼

明代政治史中最引人发生兴趣的一个特点，是它从一位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的直接统治，向分权制度演变的趋势。

那么，明代的中国是治理得很糟么？明的力量同时也是它的弱点；例如，它特别强调教养、学识和伦理义务，其局限性是使之务必符合先朝故事、调和折衷和保全面子等大问题。它在促使大范围的稳定性方面既有弱点，又有强处。

我们不妨这样提一个问题：在明代的那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哪个国家比明王朝治理得更好一些（其他国家没有遇到中国这么大规模的问题）。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这样一个问题直到明王朝以后很久才困扰着中国。试以明所要执行的任务来说，它既要维护这么广大疆域上的统一和同舟共济的意识，又要表现出充分的自我振兴的面貌，以便在和平而有秩序的情况下使社会哪怕是缓慢地，但却是灵活地发生变化，所以它的成就给了人们很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明也允许那些生计稍微充裕而有余资的中国人自行其是地利用其资财，因为不论比起当时或以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它向人民征收的税项是很少的，它把它的勤劳人民在财富所出之地里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留了下来。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但是，社会仍然是开放的；它给各阶层人民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这在不久以前还是不可能的。对于明代中国的，不可贸然予以等闲视之。

在明代，明王朝被视为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 我们将会看到人口有稳步的增长（虽然统计数字偏低），识字的人数大量增加，社会的整个精英以下各层次的学识有了增长，同时精英的和精英以下的文化形式也繁荣了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水陆交通体系的逐渐充实起来，这表明生产和交换已在扩展。东南沿海诸省日益变得重要，离心力促使该地区许多艰苦的居民向海外求生，这些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的时代，而且足以与它相抗衡。中国内地南方和西南诸省在明代的内附也足以证明这时期的扩张的成效。当这个时代的政治史被详细地描述时，明代社会有无穷的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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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西方数学之态度上，明朝以徐光启、李天经等为代表的科学家积极主张学习西

方数学科学知识，并在各个领域全面贯彻：“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们通过对欧洲数学的研究分析，发现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数理方法。...基于数学与其他各门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徐光启曾提出“度数旁通十事”的宏大研究计划，建议在天文、气象、测量、水利、音乐、军事工程、建筑、财政、机械、医学等领域展开分科研究。这一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认可。”

崇祯皇帝对此非常支持，下圣旨说：“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钦此。”(意思是：“数学及其他各门科学，关乎国计民生，这事由你来全权负责。”)

——————来源：《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张显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1

《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关系》

作者：席泽宗 来源：科学新闻杂志 发布时间：2007-12-5 14:26:18

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主要是社会原因。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并有可能转变为近代科学。这一时期的科学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这些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堉《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性《瘟疫论》等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在短短六十多年中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然而遗憾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和英国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l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科学发展的进程。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国内、国外的环境都

不错，这时是一个机遇。但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把我们本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失去了。

文章摘录：

《Fang励之：康熙“盛世”是中国科学衰落之始——与席泽宗教授的电话谈》

作者：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Fang励之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

X（席泽宗院士）：康熙“窒塞民智”一说，最早是梁启超提出来的，后来邵力子也论证过。确实，康熙学过算和天学。不过，他的目的不是倡导科学，相反是为了堵塞现代科学在民间，特别是汉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证据之一就是他请传教士的目的。明末的士大夫和学者可以同西方传教士自发地交流，万历和崇祯皇帝基本不管。而据传教士张诚(J. F. Gerbillon)的日记，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自康熙一百五十年以降，清廷的钦天监一直由西来的传教士担任监正或监副，从没有汉人和蒙人。康熙请传教士监理钦天监，目的不是开启中西交流，相反是为了“窒塞” 中西 交流。

X（席泽宗院士）：16年，康熙在南京要捉弄(贬低)大臣李光地。康熙事先问耶稣会士南极老人星出地平几度。见到李光地上朝后，康熙考问他：“可识老人星？” 李光地无以对。康熙得意了：“老人星在北京自然看不见，在南京就看得见。到了你的老家闽广，连南极星也看得见。” 康熙得意忘了形，在闽广，南极星是看不见的。梁任公说，康熙的科学是用来打击他人(李光地随后被降级)的一个工具，一点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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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乾隆年间来到中国的英国使团带来了很多先进的科学装备，并希望进行科学技术交流，但是不管英国使团的马戛尔尼勋爵怎么游说，满清就是假装不感兴趣，对此，马戛尔尼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满清的私心（那就是防汉制汉）：“（满清）它竭力对西方的技术优势进行保密；它不能不看到这种优势；然而，只要它还没有找到消除这种优势的对策，它就不想让中国人了解情况。”————来源：《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481页，作者：佩雷菲特，出版：三联书店，1993.05第1版.

马戛尔尼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来源：“An Embassy to China：Lord Macartney’s Journal1793～1794”，by J．L．Cranmer－Byne，Longmans，1962,p.212．

《停滞的帝国》（第278页）：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圆明园内年轻的鞑靼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

“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 《停滞的帝国》第281、282

“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巴罗发现“汉人中酝

酿着一种强烈的不满，鞑靼人在公开场合的专横语气可以解释这种不满的缘由。...内心深处所有汉人都一致仇恨鞑靼。” 《停滞的帝国》第280

马戛尔尼：“樊、周二大人则极意与吾交好，...言：乾隆皇帝鞑靼也，鞑靼不信华人，只信鞑靼。故国家无论何事，有华人办之，必有鞑靼掣其肘。...乃皇帝必欲重任鞑靼，委以全权，事无巨细，概须由此鞑靼上达圣听。”刘半农译《乾隆英使觐见记》，第26页

马戛尔尼：“吾苟设为一言，谓中国上有鞑靼之，而其所属人民得有休养元气之福泽者，则此言必为大误！” 第136页（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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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特别善于说谎（从他们大肆篡改、毁灭史料就可以知道），而且厚颜无耻，所以出了那么多“圣帝”“明君”，要进一步了解康熙的品性，可以看姚念慈教授的《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反思——康熙朝满汉关系释例》，《清史论丛》（2008）

文章里说到一段：“最后..由此掩盖玄烨于满洲权贵贪腐、暴行的长期纵容，只是迫于汉官魏象枢等人的压力，不得已而命群臣集议的被动姿态。”“..正是出于上述目的，《（康熙）起居注》《（清圣祖）实录》才不惜违背事实，进行篡改。官方编纂者很清楚，这种篡改虽不能质诸当时，也无须质之舆情，却可以欺瞒后世”。

“在残酷、掠夺汉族人民方面，这位被人称颂不已的圣君仁帝，是无丝毫仁慈可言的。”

在这篇文章结尾，姚念慈教授写到：“喜欢运用心术的玄烨，..可惜他并不诚实。如果把玄烨的每一回忆录都信以为真，那倒是我们自己可悲。”

————康熙处心积虑防汉制汉：

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害怕以火器为专长的绿营（主要由汉人组成）超过以弓矢为专长的八旗（主要是满蒙人），因此，对绿营的火器装备作了种种严格的，精良的火器如子母炮等只能装备八旗，而绿营只能装备陈旧低劣的火器。例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十一月，山西总兵官金国正奏请制造子母炮22位分给各营操演。清圣祖玄烨谕令：“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前师懿德、马见伯曾经奏请，朕俱不许。”雍正初期，外省将军、督抚、提镇等共十数处又向朝廷奏报，请求于该地方设立子母炮，议政王大臣及兵部会议同意添设，清世宗也已批准允行。但是后来清世宗胤禛看到康熙五十四年实录后，又改口道：“朕因不知曾有此旨，故因外臣之请，廷臣之议，遂尔准行。其议政王大臣中新任事者自不知从前之例，其年久者，或因日远遗忘，或知有旧事而不肯直言，均为可见。今既已错误，应如何办理之处，着议政王大臣定议具奏。”————《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第1页，刘旭 著，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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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鼓励贪污：

对于举报贪腐榨取民财，康熙进行纵容包庇， 说：“大臣则有大臣之体”“为数千两银何拘提之？”（《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230页）

对于官吏抢夺百姓，康熙认为很正常，如有民众状告防御官张武等强抢食物并捕鱼，

应该加以惩处，而康熙说: “为防御者取下人食物及捕鱼，皆属常事。若因下人讦告，即行处分，则下人如何管束？”（《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230页）

对于官吏贪污榨取民财，康熙认为贪污可以只要吃相别太难看就行，“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这就意味着将贪污榨取民财合法化，等于鼓励官吏贪污，逼良为贪，只要吃相别太难看就行。有了这种官方保护，康熙时期的官吏真是前腐后继乐而不疲。（王庆云，《石渠余记》载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九月谕河南巡抚鹿佑）

江南织造曹寅、李煦的织造衙门和所管两淮盐差亏空钱粮额数达一百八十余万两，康熙不仅加以包庇且通过继续委以盐差设法弥补亏空。康熙对两江总督噶礼关于揭发曹、李等人亏空库银的密折批示说: “皇太子、诸阿哥用曹寅、李煦等银甚多，朕知之甚悉，曹寅、李煦亦没办法……。”( 《两江总督噶礼查报库银亏欠情形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656 页) 。蛇鼠一窝，这是康熙纵容包庇贪腐的另一个原因。

对康熙时期贪污的泛滥以及人民生活的痛苦，湖南巡抚赵申乔等如此描述：“横征私派之弊，其祸尤烈！如收解钱粮，私加羡余火耗；解费杂徭，每浮额数，以致公私一切费用皆取给于里民。若日用之米蔬供应，新任官吏之器具案衣，衙署之兴修盖造，宴会之席面酒肴，上司之铺设供奉，使客之小饭下程，提事之打发差钱，戚友之抽丰供给，节序之贺庆礼仪，衙役之帮贴工食，簿书之纸札心红，水陆之人夫答应，官马之喂养走差，以及保甲牌籍、刊刷邮单、报查灾荒、编审丈量等项，皆有使费陋规，难以详细枚举。总之，无事不私派民间，无项不苛敛百姓，而且用一派十，用十派千，以饱赃官婪蠹之贪腹，嗟嗟小民，膏血有几，而能满足此漏卮巨壑哉！”（清《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

康熙朝监察御史李发甲一份奏折也说： “每岁民间正项钱粮一两，有派至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的。而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清《皇清奏议》卷二十三）

康熙时期成风，底下办事的胥吏也是依样画葫芦横行霸道危害乡里，“今天下胥吏之横，何其甚也！... ...胥吏日以伙，每县殆不止千人矣。以三百计，是一城社之中，而有三百狐与鼠；一郊原之中。而有三百虎与狼也。其灾焰之所及者，或代之役，代之税，或无故而鱼肉，有事而勾摄。疾首痛心者几何人，吞声饮泣者几何家。是吏胥一，而受其害者且百也。今天下大县以千数，县吏胥三百，是千县则三十万也；一吏胥而病百人。三十万吏胥。是病三千万人也。”（清《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四，《吏政》十，侯方域：《额吏胥》）

康熙时期这种贪污的泛滥，极大加重了人民痛苦，康熙中叶以后，官吏“苛征火耗，民怨沸腾”，“有司贪暴，驱民为盗。”据《清圣祖实录》所载，北方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南方的江浙、福建、湖广、云贵等地“盗贼肆行”、“聚众抢掳”，这真是一个贪污泛滥、逼良为盗的“盛世”。

《明史十讲》，作者：陈梧桐（可以百度了解陈梧桐的简历）

扭曲和贬抑明史的几种观点

明朝长达277年的历史，不仅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突出的成就，而且孕育新旧交替的冲突，迈出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步伐，具有鲜明的特点。然而在一般人人眼里，明朝却成了一个灰暗的朝代，其评价不仅远逊于秦汉唐宋，甚至远不及元朝和清朝。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清朝统治者在组织编纂《四库全书》时，下令将有所谓“抵触本朝之语”的图书“尽行销毁”（《清高宗实录》卷九，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丙戌），毁灭了与四库所收书籍种类几乎相等的三千余种图书（孙殿起《清代知见录》自序），造成明史史料的大量缺失，许多重要的历史环节难以复原之外，更重要是由于受到中外诸多贬抑、否定明朝观点的影响，造成对明史的种种误解和偏见。

最早对明朝作出总体评价的是清初的明遗民。他们在痛定思痛之后，对明史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总结，提出不少至今仍具参考价值的观点。不过，当时的总结，多着眼于明亡的教训，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使明史蒙上一层灰暗的阴影。而清初迭兴，更进一步压抑了对明史的正面评价。清朝统治者组织的明史编纂工作，则贯穿着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彰显清优于明的原则，特别是清高宗，更借修纂《明通鉴纲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四库全书》、《历代职官表》和“续三通”，极力“推崇清朝的‘功德’，把明朝有显著成绩的地方一笔抹杀”（谢国桢《明清史丛谈》，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8页）。其中，尤以《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纪昀纂定的《四库全书总目》，对明朝的评价最低，认定“明人积弱，自其盛时已然”（《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三，张瑄《南征录提要》，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77页）。乾隆朝修史，还极力宣扬所谓“清承明制”。其实，清对明制的继承是“仅取其‘形’而去其‘神’”（参见潘星辉《被扭曲与被辱没的历史》，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六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糟粕多于精华。

这种“清承明制”论，不仅把清朝的种种弊端归咎于明制，将明制抹黑，而且导致“明清板块”论的出现，将明与清视为一个整体，而忽视其间的区别，抹杀明制的特色与亮点。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入，一些学者强调优胜劣汰，将包括明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古代史全盘加以否定。后来，许多学者虽然抛弃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信仰别的历史观，但却毫不例外地对明清两朝持批判态度，认为它们必须对中国近代的落后负

责。

20世纪上半期，在错综复杂而又苦难深重的政治环境里，一些进步的史学家曾利用历史来影射现实，借朱元璋和明史来影射、抨击蒋介石的黑暗统治，这种影射史学在当时起到了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的作用，但由于强调实用性而忽视科学性，对明代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又为明史蒙上一层灰暗的阴影。（参见潘星辉《被扭曲与被辱没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