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苟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
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
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态度是肯定的,赞扬的；
柳宗元生活在唐朝时期,在那段时间有过对于封建制和郡县制的争论；
郡县制,大体上就是皇帝任命为地方长官,管辖各地方；
封建制,大体上就是皇帝任命其兄弟/皇室、宗室等为地方王,管辖各地方；
柳宗元的态度是赞同郡县制而反对封建制的；
过去有崇古的说法,很多人认为“尧舜禹汤”的社会好,但柳宗元认为历史是发展的,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唐朝也应该实行郡县制而不是倒退到封建制,事实上柳宗元是正确的,晚唐的藩镇割据[节度使在地方上权力过大,有如封建制]直接导致了公元907年的唐朝覆灭；
后世亦是如此,明朝的封建制和郡县制并行,直接导致了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的谋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