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中国传统史学

第七章 中国传统史学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生说：“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课，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新史学》)我们现在的处境已大异于梁先生所处的时代，但是他强调读史的呼吁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

第一节 传统史学史

一、萌芽时期

先秦时期是我国史学的萌芽时期。

萌芽期的史学载体：

（１）史官记载。

（２）甲骨文。

（３）金文；

（４）简牍；

（５）史书。

商周两朝都设置有史官，负责记录统治者的言论和事迹。《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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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两书虽然把左右史的职掌说得相反，但都反映了古代史官随时记录统治者的“言”和“事”。

据统计，甲骨文使用单字约4500个，目前已认识1700个左右。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共著录甲骨文41956片，是学习和研究甲骨文的重要工具书。

金文即青铜器铭文。简者只记作器者名，不过几个字；详者或记事功，或录训词。一般来说，百字上下的铭文占了相当多的数量，文长者不过三四百字。现古学者的研究成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诂林》《金文大字典》，是研究金文的重要工具书。

商代文字主要书写在龟甲上，周代文字主要书写在竹简上。但是，商王朝文史流传极少，周王朝则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始有完整史料传承下来的朝代。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诸侯国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历史记录的积累，各国修史蔚然成风，如《夏书》、《商书》、《周书》、《逸周书》、《周语》、《齐语》、《楚语》等。

先秦时期比较成熟的历史文献是《春秋》。《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系统地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但它叙事简略，局限于天人关系、礼乐制度、统治者内部，至于古代文化及下层劳动者，或概不记载，或语焉不详。

严格说来，先秦史籍在体裁、体例、内容、范围以及语言、文字诸方面都存在问题，尚属萌芽阶段。

二、成熟时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史学的成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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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纂水平提高

首先是体裁创新。如纪传体《史记》和《汉书》，编年体、典志体《三国志》，地方志《华阳国志》，舆地书《水经注》。

其次是详今略古。作为修史原则，详今略古在《尚书》、《左传》中已有体现，在《史记》中反映得更为典型。《史记》纪、传、表、志，均是愈古愈略，愈近愈详。这是司马迁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思想的体现。

其三是融汇古今典籍。《史记》和《汉书》的内容所以丰富，与它博采众家史料有直接关系。《史记·太史公自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采用文献不下百种。

其四是综合古今学术。《史记》不仅写政治，也写学术，对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均有专门记述，开启了学术史编纂之先河。

2、 史学理论发展

史学理论是史家编纂历史文献的指导思想，史学理论的高下直接影响着史籍编撰水平。

与先秦相比，这一时期史学理论有显著的进步。例如，为什么要编纂历史文献？先秦史家未直接答复，西汉以来则日趋明朗。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范晔主张：“正一代得失。”(《狱中与诸甥侄书》)

3、 历史文献增多

这一时期，史家辈出，竞相著述。例如修东汉史者12家，修三国史者16家，修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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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23家，修十六国史者30家，修南北史者22家。因此，西汉以后史籍猛增，至隋代时已达874部、16558卷之多。

西汉以来中国史学之所以迅速成熟和发展，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有前人的借鉴；二是学术自由竞争；三是纸的发明和广泛应用。

三、繁荣时期

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是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

1、 史籍数量增长

隋代史籍总计874部16558卷，宋代史籍激增至“凡史类二一四七部，四三一○九卷”(《宋史·艺文志》)。以“二十四史”为例，唐、五代、宋、元四朝共计完成15部。

2、 史籍规模扩大

以编年体为例，荀悦《汉纪》30卷，仅记西汉一代历史；司马光《资治通鉴》294卷，记战国至五代一千多年历史。以纪传体为例，《晋书》130卷，《宋史》496卷。以政书为例，杜佑《通典》200卷，郑樵《通志》200卷，马端临《文献通考》348卷。这时期类书规模更为惊人，如宋代李昉等编《太平御览》计1000卷，王钦若、杨亿等编《册府元龟》计1000卷，但字数却在《太平御览》之上。

3、 编纂水平提高

其一，创立新史体。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型史籍，其中最突出的是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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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史通》、政书体《通典》和纪事本末体《通鉴纪事本末》。这三体的奠基人唐刘知几、杜佑，宋袁枢，全都是这一时期的知名学者。此外，传记体、方志体、纲目体、大型类书以及会要、会典等各类体裁的新作，也纷纷问世。

其二，改进编年体。司马光《资治通鉴》以年、时、月、日记述史事，克服了纪传体一事复见之弊；用追叙、并叙等法，弥补了传统编年体事以年隔之短；著《通鉴考异》，以分辨史料真伪。如此等等，司马光《资治通鉴》将编年史籍的撰修水平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其三，总结前人经验。唐代刘知几《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对古代以来史学成就，特别是史学方法，进行了全面探讨和总结。如以体裁为准，将以往史书分为六家——《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二体——编年体和纪传体，分析了二体的特点，对魏晋以来关于二体优劣的争论做了总结；内容除历史编纂学，还有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家修养、史学源疏、修史常识等，是对唐代以前中国史学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其四，官修史书制度健全而巩固。唐代以后，官修史书、大臣监修成为永制。较之私修，这一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一是制度确立，历朝历代都毫无例外地为前朝编修正史，客观上为后人整理和保存了大量史料；二是大臣监修，甚至皇帝“御撰”，扩大了史籍的政治影响；三是集众修书，集专家学者文人专长之大成。

四、 总结时期

明清两代是中国史学的总结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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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理旧籍

整理旧籍是明清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的重要成就。具体可概括为：增、辑、考、改。

增是增补。知名如王钟麒《二十五史补编》，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丁国钧、文廷式等《补晋书艺文志》，钱大昕、倪灿等《补辽宋西夏金元史艺文志》，郝懿行《补宋书食货志》，万斯同补《历代史表》、《历代职官表》。

辑是辑佚。知名如吴琯《古今逸史》，屠乔孙《十六国春秋》，范钦《今本竹书纪年》，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汉学堂丛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考是考证。知名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武英殿本《廿二史考证》，洪颐宣《诸史考异》，王先谦《汉书补注》、《续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

改是改编旧籍。知名如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屠寄《蒙兀儿史记》，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柯劭忞《新元史》。

2、 汇编类书和丛书

类书是博采群书有关资料，分类纂录编排而成的书。如明初《永乐大典》计有正文22877卷，凡例目录16卷，总约37000万字，引书七八千种；清代《古今图书集成》计有正文10000卷，目录40卷，另附考证24卷，总约16000万字。

丛书是将群书汇合为一，并冠以总名的套书。明代知名如陈继儒《宝颜堂秘籍》、程荣《汉魏丛书》、陶宗仪《说郛》、毛晋《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籍》。清代知名如《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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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百事全书》、《平津馆丛书》、《知不足斋丛书》、《抱经堂丛书》、《正谊堂丛书》、《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涵芬楼秘笈》、《学津讨原》、《墨海金壶》，规模最大是《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分订为36304册，近100000万字。

3、 纂修专史

以专史领域而论，明清史家用力较勤、影响较大的是学案、方志和历史地理研究。

学案是明清学者对学术史的别称，是记述古代学术渊源流派的史籍。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是学术史著作的代表作。以后学案体著作日盛一日，连续不断，其中较有影响的作品有万斯同《儒林宗派》、江藩《汉学师承记》、徐世昌《清儒学案》、朱彝尊《经义考》、章学诚《史籍考》，阮元《畴人传》。

清代史家章学诚是方志学的奠基人。他不仅亲手编撰了许多方志，而且对古代方志编撰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总结，建立了一系列有关方志的重要理论和编纂方法，例如《修志十议》提出的二便、三长、八忌、四体、四要等观点。

历史地理研究功在“二顾”(顾炎武、顾祖禹)。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述了各地风情民俗，总结了明代衰亡原因，是一部政治性较强的历史地理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不仅历述了州域变迁、山川分野以及重要的城廓、关隘，也记述了古代军事家对这些险要地势的应用，因而也是一部重要的军事地理学专著。之后，历史地理学著作与日俱增，较有影响的有钱邦寅《历代舆地征信编》、方式济《龙沙纪略》、徐松《西域水道记》《识略》、毛奇龄《蛮司合志》、林谦光《纪略》、陈履中《河套志》。

“五·四”前后，传统史学终结，中国史学进入了现代新时代。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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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传入，使中国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二节 四大体裁和名著

一、纪传体

1、 纪传体概说

纪传体出现于编年体之后，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基本体例是本纪、世家、列传、史表、史志和论赞，被称为“正史”（《隋书·经籍志》），代表作为二十六史。

《世本》是先秦流传下来的唯一的纪传史书（刘向《别录》)。但是，司马迁是纪传体的真正创始人，《史记》、《汉书》是纪传体的杰出代表。《史记》是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纪传体断代史。

本纪简称“纪”，专记帝王，以编年体的形式反映一朝国政大事。

世家专记特殊上层。《史记》三十世家多为诸侯而设。《汉书》取消了“世家”体例，将人物统归列传。以后史书的“世家”，专门记述割据者。

列传简称“传”，专记天子以外社会人物，上自公卿显贵，下至士农工商。列传主要有三种形式：专传、合传和类传。

史表简称“表”，是勾勒历史轮廓和历史线索的历史表格。史表和史表序，堪称正史精华，往往以简要线索和文字揭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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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也称“书志”，简称“书”、“志”，专记社会典章制度，是后人研究古代历史的宝贵资料。

论赞评论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有的置于篇末专论，有的夹叙夹议，有的二者兼用。通过论赞，后人可以明了作者的立场和观点，加深了解古代史事。

2、 司马迁《史记》

司马迁(前145-前86)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大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终年60岁。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开始撰写《太史公书》，不久因李陵事件受到无辜株连，惨遭腐刑。出狱后不久，他便奋笔疾书，于征和二年(前91)完成全书。东汉荀悦《汉纪》：“司马迁愤而作史记。”自此始用《史记》之名。

《史记》有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凡130卷52万言。

《史记》成就主要在四个方面：

其一，开创纪传体。

其二，重要的史料价值。《史记》广征博引，引用书目多达81种。

其三，进步的历史观。司马迁十分重视社会经济，设有《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等专篇；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本纪》将战败被杀的项羽同周、秦、西汉诸帝并列，《世家》将农民领袖陈涉与周公、太公、孔子同尊，《列传》将儒林、老庄、游侠、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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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与公卿大臣为伍；敢于揭露统治者，如借他人之口尖锐抨击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其四，语言洗练。司马迁不愧为语言大师，为文汪洋恣肆，出神入化，所评事物入木三分，有画龙点睛之用。鲁迅盛赞：“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史记》问世后，研究者代不乏人。最负盛名的是“三家注”：刘宋裴《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此外有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3、 班固《汉书》

班固为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扶风)人，生于光武帝建武八年(32)。汉明帝授为兰台令史，从此一面典校秘书，一面编修国史《汉书》。班氏世代显贵，诗书传家，至班固一代，一门数人彪炳青史：父班彪以才学名重当代，弟班超是打通西域的著名外交家，妹班昭完成《汉书》未竟大业。

《汉书》记西汉一朝(包括王莽15年)229年历史，计有帝纪12卷，表8卷，志10卷，列传70卷，共100卷80万言。隋唐以前，《汉书》影响超出《史记》。隋唐以降，《史记》影响逐步扩大，但《汉书》地位稳如泰山，从未动摇。

为什么《汉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其一，《汉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十二纪用编年的形式反映了西汉皇朝国政大事，七十列传反映了西汉一代由上至下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十志以通史的形式反映不同领域的典章制度和有关事物。

其二，《汉书》的史学方法独辟蹊径。一是断代为书。二是完善了纪传体例。以史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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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首创《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其三，《汉书》在文坛上享有很高声誉。班固塑造历史人物，很注意人物个性刻画和细节描写，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汉书》开启了魏晋以后传奇小说的先河，而文字凝炼简净，典雅高华。

二、编年体

编年体是最早的史书形式。由于历代史家努力，先秦以来的编年体史籍可谓洋洋大观。《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38种。如《竹书纪年》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战国时期魏襄王二十年(前299)；《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1362年；《大事记续编》上起汉武帝征和四年(前)，下到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共1365年。

1、《春秋》

“春秋”是个多义词，一是代指一年，二是指先秦各国编年体史书。各国《春秋》先后亡佚，流传至今的《春秋》是孔子在鲁《春秋》基础上编定的。

《春秋》以时间为纲，用鲁十二公序列排比史事，分年纪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凡242年历史。《春秋》内容侧重反映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有关战争记述很多，经济文化等则少有涉及，或许只能算是一部简单的政治史。

《春秋》的主要成就和特点：

其一，开创编年体。《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籍，也是率先打破“学在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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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人编撰代表作。它采用“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方式叙述中国历史。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

其二，确立了“属辞比事”的修史方法。属辞是修辞，比事是排比史事，属辞比事体现在义（修史宗旨）、事（修史史实）、文（修史文辞）三者统一。《春秋》统一义、事、文，是对前代史官有闻必录记史方法的重大突破。

其三，笔法严谨。孔子字斟句酌，微言大义，形成名垂千古的“《春秋》笔法”，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春秋》存在的问题：

第一，具有明显的复古保守思想。这就是孔子所谓的“正名分”，试图垂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西周社会范式。不过，《春秋》于此所强调的“大一统”观念，对后世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历代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有积极意义。

第二，开“曲笔”写史先河。所谓“微言大义”，不仅强调“义含褒贬”，还提倡“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所谓“婉而成章”笔法。这种曲笔写史对后世史学带来不良影响。

第三，文字简约，语焉不详。《春秋》全书微言大义，简洁隐晦，多为纲目记要而少于叙事。用字严谨是一个长处，但过分苛求走向反面，特别是碰到一些复杂的史实，很难知其就里。

2、《左传》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也称《春秋左氏传》。《春秋》问世后，解释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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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据《汉书·艺文志》，最有名的是五家：《左氏传》、《公羊传》、《觳梁传》、《邹氏传》、《夹氏传》。以后，《邹氏传》《夹氏传》失传，惟余三传。

《左传》作者究竟何人，学术界一向有不同的观点。司马迁、班固一派认为是左丘明。相反一派认为是左丘，不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左传》也不是为注释《春秋》而作。司马迁、班固皆汉人，汉代上距春秋末期不远；二者又是治学严谨的史学大家，所记当有可靠资料为据。

与《春秋》相比，《左传》成就主要有三点。

其一，史料丰富。《春秋》记鲁国史事，《左传》记多国史事；《春秋》记事侧重于政事，《左传》兼记社会诸多方面；《春秋》依时序递相祖述，《左传》不时突破编年局限，记事多有溯及上古，史事之富远过《春秋》。

其二，写史方法有所改进。《春秋》是记录式编年体，罗列史实，有如流水账簿；《左传》是叙述式编年，有记事亦有记言。尤其可贵的是，《春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左传》则敢于正面披露。

其三，在文学领域有较大影响。《春秋》文字简约隐晦，少有文学色彩；《左传》文字恢弘畅达，斑斓多姿。

3、 司马光《资治通鉴》

司马光，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官洛阳。贬职15年是司马光的学术黄金期。他悉心著述，成巨著《资治通鉴》，从根本上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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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编年体衰落的局面。

《资治通鉴》凡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三年(前403)，下止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依周、秦、汉、魏、隋、唐、五代之序，共记16朝1362年历史。其成就和特点，为历代学者所赞赏：

其一，科学的编纂方法。

(1)严格编撰程序。大体三步：编制丛目，组织长编，全书统稿。

(2)发明正辅之作。正文294卷。辅助部分：《通鉴目录》30卷，《通鉴释例》1卷，《通鉴举要历》80卷，《稽古录》20卷，《历年图》5卷，《通鉴考异》30卷等。其中，《通鉴目录》是全书大纲，《通鉴考异》向读者说明材料取舍原因。

(3)成功运用追叙法和并叙法。写人物是纪传体之长，编年体之短。司马光借鉴纪传体，运用追叙法和并叙法，描写人物非常成功。

(4)详今略古。全书294卷，战国秦汉622年用68卷，魏晋南北朝369年用108卷，隋唐五代371年用118卷。

其二，珍贵的历史史料。

(1)考证审慎。有文献记载，当司马光把数千万字的史料凝结成300万字作品后，残存在西京洛阳的各种底稿堆满数屋。其严密考证之艰，可窥一斑。

(2)保存史料。《资治通鉴》广征博引，取材广泛，网罗宏富，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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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作用。

《资治通鉴》一书撰成后，在当时和后世都极受重视，因而在史籍修撰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史料上讲，有续编、注释、考证、简编继起；从体裁上讲，有编年纲目体、纪事本末体继起。仿效《资治通鉴》编年体史籍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仅取编年原则而别创纲目体史籍如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打破编年原则而创纪事本末体史籍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马端临《文献通考》发展了杜佑的《通典》，而其原来的目的是要比附《资治通鉴》。这些都说明，《资治通鉴》对于后世史籍编纂的影响，相当于司马迁《史记》。

4、 起居注和实录

起居注是在位皇帝的言行录，实录是在位皇帝的大事记。

与传统的纪传、编年史籍相比，起居注和实录都不免有粗糙原始之嫌，但其史料价值则不容忽视。

其一，可以弥补正史记载的缺漏。

其二，可以订正正史记载的讹误。

当然，实录不“实”。清代雍正、乾隆初，就曾改篡过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以后实录也都在皇帝授意下多次修改。

三、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件为纲、分类编排、每事一个标题、每事有首有尾的历史文献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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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为标志，纪事本末体开始跃居史坛前列，在史学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福建建瓯)人。

纪事本末体的主要特点：以史事为主线，逐一条贯。这种体裁使千头万绪的历史现象眉目清晰，一览了然，克服了纪传体彼此错陈，编年体前后隔越之患。《资治通鉴》全书294卷，袁枢以纪事本末体改编之后，基本史实并无什么减少，全书却仅有42卷。

纪事本末体存在明显缺陷。首先是有顾此失彼之嫌。其次是彼此孤立，割断联系。

纪事本末史籍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1）朝代纪事本末。写多朝如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写一朝如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近人黄寿鸿《清史纪事本末》。

（2）专史纪事本末。如清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钱名世《四藩始末》、勒德洪《平定三逆方略》、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来保《平定金川方略》、傅恒《平定准噶尔方略》。

四、典志体

典志体又称政书体，专详文物典章制度。

唐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典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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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735～812) 字君卿，唐代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通典》自大历元年(766)动笔，至贞元十七年(801)撰定，前后历时凡35年。

《通典》上起唐虞，下穷唐代宗，记述典制数千年。全书分为九门：食货典12卷、选举典6卷、官职典22卷、礼典10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8卷、州郡典14卷、边防典16卷，共200卷。

《通典》的主要价值不在保存了特殊的史料，而在编排完善，使分见于其它类型史籍的典章制度，在以类相从的新形式下重新予以适当的组织，令人容易得到完整而有系统的概念。这是唐以前各种体裁的史籍所不能达到的。

《通典》问世后，影响广泛而深远。

其一，引起了史家的高度重视。如“三通”多次续修，有“续三通”、“清三通”；也促进了史家积极编纂各种形式的典志史，如历朝会要、会典。

其二，引起了统治者的日益关注。清代设馆仿作，以官修取代私修。《四库全书总目》首次在史部辟出 “政书” 类目，《通典》高居其首。

第三节 其他常用体裁

一、舆地书和地方志

舆地书是专详一地地理及其沿革变迁的史籍。主要有四类：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历史地图。它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为后人再现了中国古代的地理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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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地理类

自然地理研究大体有山河、水道、游记三个方向。

《山海经》和《禹贡》是典型的以山河为纲的文献。《山海经》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自然地理书，分为《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山经》约成书于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将中国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区；《海经》和《大荒经》是西汉和汉代以后写的。《禹贡》可能成书在战国时代，借大禹治水的传说，以高山和河流为标志，分中国为九州。

《水经》是最早的以水道为纲的文献，约成于三国时期，记述各类河流137条。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是后世研究《水经》的代表作。凡40卷，征引资料437种，记述河流1250条，共30万字，等于《水经》的20倍，是后人研究南北朝历史地理的必读书。由于其文字典雅清淳，在古代文学史上也享有很高声誉。

游记文献根据作者见闻而写。代表作是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此外，东晋僧人法显《佛国记》、明马欢《瀛涯胜览》等，也有一定影响。

2、 经济地理类

宋沈括和明末清初顾炎武是经济地理研究的杰出代表。沈括没有专著，但《梦溪笔谈》有许多精彩记录。顾氏《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150万字，参阅资料上千种，反映了各地赋役、屯垦、水利、粮额、兵防、漕运、马政、盐政、关隘等，是不可多得的经济地理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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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地理类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是编写较好、现存最古的政治地理志。该述唐元和时期全国各地区的户口、沿革、山川及贡赋等项。

宋代地理总志编纂较前更为兴盛。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忞《舆地广记》，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等，都影响深远。

元修《大元一统志》，规模宏大，可惜亡佚。

明修《大明一统志》，清修《大清一统志》，内容翔实，体例趋于成熟。

4、 历史地图

晋裴秀(223～271)是中国地图学的奠基人。他不仅绘制出《禹贡地域图》18幅，还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制图六体”，即“分率”(比例)、“准望”(方位)、“道里”(实距)、“高下”(海拔)、“方邪”、“迂直”六种绘图方法。《禹贡地域图》虽然亡佚，制图方法一直沿用至宋元。

唐贾耽(729～805)所绘《海内华夷图》和《陇右山地图》颇有特色：以“朱”“墨”二色区别古今郡县，“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这是我国古代用不同颜色绘制地图的最早记录。

宋沈括《天下州县图》、程大昌《禹贡山川地图》，元朱思本《舆地图》，明罗洪先《广舆图》、附于蔡元化《武备志》的《郑和航海图》，均为古代地图中难得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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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图博采中西之长，更加精美。康熙《皇舆全览图》完成于18世纪初，聘请法国传教士协助绘制。本图制作第一次实地测绘了珠穆朗玛峰的地理位置；全图采用以地圆理论为基础的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法，成为最早使用新法绘制的中国地图。后来的乾隆《皇舆全览图》，同治《大清一统舆图》，同为古代以来地图中的佳作。

5、 地方志

地方志简称方志，是以一定地域为中心的地方全史。方志网罗宏富，内容比舆地书广泛，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一地之政治、经济、学术、人物，乃至名胜古迹、风土民俗等等，皆为方志涉猎对象。

古代方志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区域志。有郡、省、府、州、县等志。

其二，专志。以某一地域某一特定事物为对象的方志。

其三，杂志。一般指私人撰写的记地、记人、记物、记事的志书。

二、类书和丛书

1、 类书

类书是博采群书有关资料，然后依照类别或韵部组织而成的史书。

类书的重要功用，一是便于读者寻检翻阅，二是可供史料失传后辑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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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类书是三国曹魏《皇览》。共40余部，千余篇，800余万字。唐末亡佚。

魏晋唐宋是我国类书的发展时期。

魏晋：梁朝徐勉等《华林遍略》700卷，北齐祖珽等《修文殿御览》360卷，齐梁之间《古今同姓名录》。

唐代官修：欧阳询等奉敕撰《艺文类聚》100卷、徐坚奉敕撰《初学记》30卷、许敬宗奉敕撰《文馆词林》1000卷(今存18卷)；

唐代私修：有虞世南《北堂书抄》160卷、白居易《白氏六帖》等。

宋代官修：李昉等人奉敕撰《太平御览》1000卷、王钦若等奉敕撰《册府元龟》1000卷；

宋代私修：章如愚《山堂考索》212卷、王应麟《玉海》200卷。

明清是中国类书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明代如解缙、姚广孝等奉敕撰《永乐大典》22877卷。

清代有陈梦雷、蒋廷锡等人奉敕撰《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

2、 丛书

丛书是集合群书、寇以总名的史书，亦名丛刊、丛刻、丛编、汇刊、汇刻、合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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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全集、集成等。丛书一般划分为综合性丛书和专门性丛书两大类。

宋太学俞鼎孙编《儒学警悟》40卷，是为丛书之祖。其次是宋咸淳中左圭辑《百川学海》10集，收唐宋野史杂说书百余种。

明代丛书发展有很快。如陈继儒《宝颜堂秘籍》、程荣《汉魏丛书》、陶宗仪《说郛》、息机子《元人杂剧选》，常熟毛晋刊刻的《十三经》《十七史》《六十名家词》《六十种曲》以及《津逮秘籍》等，都是名重一时，泽及后人。

清朝是丛书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丛书的特点有三：数量多，卷帙大，精勘精雕。乾隆年间编修的《四库全书》部头之大，编排勘校之精，为历代丛书之冠，但原只有抄本。张潮源、杨复吉等编《昭代丛书》收书461种，崇文书局刊刻《百子全书》收录儒、法、道、兵、小说等100家。同时，许多著名的藏书家、校勘家、目录学家也跻身编辑丛书的行列，如顾广圻、黄丕烈、孙星衍、鲍廷博、卢文弨等，他们所编《平津馆丛书》《士礼居丛书》《知不足斋丛书》《抱经堂丛书》等，都有广泛影响。

三、史考和史评

1、 史考

史考是对前人记载探赜索隐，注释考证补遗，以求得到正确而明晰的记录。

史考形式有二：一是注释，一是考证补遗。

注释是对史籍的解释和说明，侧重文字和史事。这类作品数量多，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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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是对史籍的鉴别和评价，侧重史料的真伪和异同。清据学盛行，历史考证尤为宏富。

2、 史评

史评是评断史事、史书、史学的史体，有散论、专篇、专著三种形式。

宋代藏书家和目录学家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将史籍分为正史、编年、实录、杂史、伪史、史评、职官、仪注、刑法、地理、传记、谱牒、目录13个类目，是为史评体史籍立类的最早著述。从此以后，史家多在史部设史评专类。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是南北朝时期最为杰出的史学评论专篇，也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篇高质量的史学论文，对后世史家有深远影响。

唐代刘知几《史通》是第一部全面总结和系统评论史书史学的专著。

刘知几《史通》分内、外篇，突出成就有以下三点：

其一，评析论列了史籍体例，尤其是对当时最流行的纪传体，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评断。

其二，评析论述了历史编纂学。全面表述了一系列史学方法，所论不仅自成体系，而且不乏独到见解。

其三，提出了史学修养要素。所谓“史才三长”——“才”、“学”、“识”，深刻论证了三者缺一不可的相互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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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范祖禹《唐鉴》、吕夏卿《唐书直笔》、吕祖谦《东莱博议》、孙甫《唐史论断》、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元胡一桂《十七史纂古今通要》，明末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和《宋论》，是此时期史评著作的代表作。

章学诚是崛起于清代史坛的又一位卓越的史评大家。

章学诚《文史通义》的突出成就是：

第一，扩大了史学范围。不仅强调“六经皆史”(《文史通义·易教上》)，甚至提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报孙渊如书》)。

第二，创建了方志学。他对方志的概念、性质、意义及内容、体例都有独到论述，把方志提高到与正史等高的地位。

第三，补充提出史家必备素养——史德。他说：“德者何？谓著述者之心术也。”认为史家修史必须有正直的“心术”，必须“善恶褒贬，务求公正”。否则，即使具备才、学、识，写出的作品也只能是“秽史”和“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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