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关系简论

人地关系，主要体现在：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产活动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程度，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多方面的反作用。(1)只要是人，必需生活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中，其生存、发展必定受各种自然条件的，自然条件不仅影响人类生产活动，也影响人类的社会关系、政治组织及其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但是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美国上个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其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十分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制约作用，他们将人类社会的研究分成三个层次：经济形态、社会组织和宗教信仰。通过环境分析，研究经济形态最为容易，研究社会组织次之，最难的是研究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2)也就说环境对经济形态的制约作用最大，对社会组织次之，而对意识形态的制约最小。另一方面人类对环境又有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环境。早期对环境的依赖比较大，越到晚期对环境的依赖越小，而对其改造越大。

以人类史前的食物结构为例，其变化就是一个对环境的依赖从大变小，而对环境的改变却从小变大的过程，其中农业的起源过程尤其反映了此一过程。

人类在其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内均过着狩猎采集的生

活，Brian Hayden 将农业起源前的更新世至中石器时代分成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技术极为原始，主要利用一些小型的、弱小的动物及一些植物种类；第二阶段主要利用一些大型的食草的动物，并开发出一些捕捉大型动物的技术；第三阶段是利用一些凶猛的动物；第四阶段，也即更新世晚期至中石器时代，为防止资源的短期压力，除大型动物外，各种资源也要被利用，如种子、植物根块等，特别是在资源极其短缺时。种子的价值很早就应认识到了，只是因其低效而一直弃而不用。到了更新世晚期开始，技术的发展使利用此类资源成为可能，而周期性的资源压力又使利用此类资源成为必要。种子等多样性的资源他称之为r选择的资源，此种资源的特点是再生快、不易枯竭、相对高产。栽培与驯化产生源于在r选择的资源不甚丰富，但对此类资源的定程度的利用与控制又可能的地区，试图通过增加资源的多样性以提高资源的稳定性的这样一种企图。值得一提的是，栽培与驯化并不首先产生于资源丰富到足以支持定居生活的环境中，哪怕该地区人口密度很高，而产生于压力频繁、努力提高资源的稳定性的地区。(3)

因此，整个更新世的人类食物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从原来基本依赖自然的、不稳定的资料，到通过技术的积累，逐步增强食物的多样性与可依靠的一个过程。到了更新世晚期与全新世早期，由于人口压力、资源的动荡等原因，再加

上技术的积累，终于导致了农业的起源，从利用型经济转变成了生产型的经济。从原来对自然的完全依赖转变成即依赖又一定程度的控制。

然而，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不一致性，又导致了各地的农业起源机制完全不一样。以中国的南北方为例，陈淳先生认为农业起源的中国南北模式是不同的，北方地区的大小麦的起源可能与应付季节性的粮食短缺的动机有关，水稻生长的是一种生物量较高的沼泽相环境，野生资源比较丰富。因此北方大小麦的起源与人口压力比较吻合，而南方的水稻起源与人口压力比较吻合。(4)

关于中国南方的农业起源问题，张光直先生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引用美国学者索尔的一个观点，即农业并不产生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的缺少，“在饥荒的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那种缓慢而悠闲的试验步骤，好在相当遥远的未来从而发展出来种较好而又不同的食物来源，……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以对人类更为有用是只能由饥谨的水平之上有相当大的余地来生活的人们来达到的”。从河姆渡及的一些史前遗址来看，其野生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因此他认为“从东南海岸已经出土的最早的农业遗址中的遗物看来，我们可以推测在这个区域的最初的向农业生活推动的试验是发生在居住在富有陆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环境中的狩猎、渔捞和采集文化中的”。(5)

从长江三角洲史前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来看，河姆渡(6)、罗家角(7)、牙墩(8)、青浦崧泽(9)、福泉山(10)等良渚文化以前的早期地层中，均以野生动物为主，直到良渚文化时期的龙南(11)等遗址，才以家养动物为主，而到了马桥时期(12)野生动物又占了绝对的比例。袁靖在研究中国史前的肉食获取模式时，认为长江三角洲由初级开发型到开发型的过程出现得相当的晚，可能与当地的居住地周围存在着种类丰富、数量可观的野生动物有关，当地的人只要通过狩猎与捕捞等获取肉食的途径就可以保障主要的肉食来源，就不会无缘无故地放弃狩猎与捕捞野生动物的方式，而专门去强化饲养家畜的过程。(13)这反映了在距今6000年以前，南方地区野生食物一直比较丰富，而不需要去驯化野生动物。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南北方的驯化栽培模式是根本不同的，前者应是资源短缺情况下的人口压力模式，后者是一种资源丰富情况下的宴享模式。河姆渡、马家滨、崧泽等早期文化的作物栽培与腹无关，当时的人赖以生存仍主要是野生资源。 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如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良渚文化地层中早期的稻作花粉有一定的含量，晚期则有较大的发展，达到总数的5％以上，金山亭林的良渚文化地层中，含禾本科植物也较多，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稻作花粉，类似的遗址还有马桥和果园村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地层中，其稻作的花粉也相当地丰富(14)。在广富林遗

址的良渚文化早期，其木本植物数量和种类都减少，草本植物数量比前期减少，但栽培的禾本科植物还较丰富，说明先民们耕作的面积有增无减(15)。距今约5000多年前后，是近8000多年来环太湖流域气候、环境第一次剧烈变化时期，从温暖湿润变为凉干，木本植物与禾本植物均减少，森林覆盖率减少，河湖面积缩小，野生动物也大量减少，使可利用的野生资源急剧减少，这一方面原来的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造成了资源危机，迫使人们去找寻开拓更新的更稳定而可靠的食物资源，这要求在技术上进一步提高，反映在考古材料上，是这一时期石质农具的种类与数量不断增加，工具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强(16)。另一方面，由于气候的变冷，原来的资源丰富的环太湖地区作为“自然栖息地带”中心的地位丧失，使其变成丰富资源地区与相对贫乏地区的之间的过渡地带。而这正是农业最有可能起源的地区，宾福德认为农业起源的地点不能到动植物的“自然栖息地带”的中心支寻找，而是在那些“与自然栖息地带相交叉的人口压力或适应压力大的地区”去探索，也即驯化不可能在野生谷物最丰富的地方发生，农业起源可能是在野生谷物极丰富的地区之外的相邻地区而非其中(17)。这里所说的农业起源，我觉得不光是指从野生的植物变成栽培作物，也应包括从一开始无意识、小规模、在食谱中基本不占什么比重转变成有意识、大规模、在食谱中占主要比重的一种转变，而在环太湖地区

良渚文化时期的食物构成就是从前一阶段转变成后一阶段。许多学者认为农业的观念对于原始人来说是简单的而且是一直广泛存在的，对现代狩猎采集人群的民族学分析表明他们不仅明白种植种子的观念，而且表明他们的生活方式要求并提高此类知识(18)。因此良渚文化之前的栽培的观念就己经存在了，但真正的农业要到良渚文化时期才形成。 进入良渚文化晚期与马桥文化时期，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生态环境上，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文化上，良渚文化在中期达到了其顶峰，但是当时规模巨大、数量众多的土墩祭坛的修筑，贵族墓葬中大量精美的玉器的制造，使整个社会大量的能量投入到了非生产性的宗教活动中去，这虽然对于维持贵族人物的权力、控制整个社会有好处，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要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其投入生产性与纯消耗性的劳力应有一定的比例，当大量的社会能量与资源不断被投入到毫无经济效益的祭祀中去后，不仅损害了其经济基础，而且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崩溃(19)。反映在考古材料上，是这一时期的遗址大大地减少，甚至其末期与向马桥文化过渡时期至今仍未有明确的遗址。良渚遗址群内发现近100多处遗址，大量的是良渚文化中期前后的遗存，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齐全。良渚文化晚期的遗存年代多数偏早，虽然近年来良渚末期遗存甚至含马桥文化因素的过渡性遗物也有所发现，但是数量极少(20)。

而在生态环境上，这一时期气候回暖，年降雨量增多，又回到了河姆渡与马家滨文化时期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中去了。许多人认为良渚文化的消亡与洪水有关(21)，虽然一支复杂程度较高的文化不太可能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22)，但是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良渚文化晚期应该存在过较大的洪水，降水量在这一时期有较大的增加，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从考古资料上看，良渚文化末期开始一直到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时期，环太湖地区分布的遗址不说是片空白，但是相当少的，说明当时的人口密度就是很小的，该地区经历了良渚文化中期的鼎盛时期了，又进入了地广人稀的时期，而此一时期气候变暖，可资利用的野生资源较前期又大为丰富。从马桥遗址的动物统计来看，良渚文化时期：猪8头，占50%；梅花鹿3头，占19%；小型鹿科动物2头，占13%；麋鹿1头，占6%；狗1只，占6%；牛1头，占6％。马桥文化时期：梅花鹿101头，占37%；小型鹿科动物79头，占29%；猪50头，占18%；麋鹿26头，占9%；狗6只，占2%；猪獾3只，占1%；牛2头，占0.7%；蛇1条，占0.3%；鸟1只，占0.3%；貉1只，占0.3%；虎1头，占0.3%(23)。可见当时的人们又开始了狩猎采集的生活。 因此，环太湖地区其农业的产生，产生的方式，以及整个的发展过程，均受当地自然条件的影响，是对当地自然条件改变的一种适应。

而不同的食物结构、生产方式，又决定了史前居住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定居之前主要是临时营地。定居以后的居住形态，Kent V.Flannery认为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圆形的棚屋时期的小村落（compound)，这一时期几个或几十个小的棚屋构成小的compound，在compound居住者的社会关系上，他们通常是一夫多妻的父系亲属关系，典型的compound是由一个老者一一其首领一一他的妻子们、幼童、没结婚的成年女儿，成年儿子及其妻小们组成。平均人数是17人（2-80人均有），平均5个成年男性，6个成年女性。典型的住人的棚屋一般直径3米，住一个成人，平均每个成年人7平方米，最大者直径5米，但通常住一个男人与两头牛，或其一个妻子与几头羊，而不是住两个人。如总共30个棚屋中，不超过20个是用来住人的，其余为厨房、圈栏或贮藏间，最大的棚屋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因此compound的人口数少于其棚屋数。大多谷仓是开放并由compound的所有居民享有的。社会组织仍旧保留许多狩猎采集群的特点，典型compound由6-8个男人组成，每个有1-3个女人及其小孩，通常一个单一的compound形成一个最基本的劳动群体，在此种情况下，全部氏族成员倾向于在一起工作，劳动的性别分工普遍。

第二个阶段是长方形房屋的村落时期，长方形房屋结构是用以容纳家庭而不是个人的，考古学上的资料显示没有一

个房屋小于15平方米，大多数为25-35平方米，大到足够住3-4人，出土包括从矛头、箭头到研磨石、针、炊壶等，男女双方的工具，其住民可能是一个男人，其妻子及未婚的小孩。虽然有头领的谷仓或村落谷仓，每个家庭有其贮藏设施，有的在其房子内或附近。其意义是单个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在社会组织上有两个方面：它是自愿的公共劳动群体，同时也是一个仪式组织。准备新的耕种土地的工作由从各个家庭中挑选出来的成年男子组成的自愿群体所承担，当土地弄平后，它被分成相同的小块分配给各个家庭。其另一方面，是个组织，一些男子共同从事一个村落的仪式、舞蹈。(24) 这是核心家庭时期，这一阶段又可分成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单个核心家庭时期，后一时期是扩大的核心家庭时期。表现为前一时期主要是单个的房屋建筑，住一个家庭，各个家庭再组成一个村落。后一时期为了应付更繁杂的任务，子女成家后不再出去，而是依附于父母，这样构成一个扩大的核心家庭。

这是中东史前的一些情况，各地因生态环境不同，可能在形式上会有所区别，但是其基本的社会结构应是一致的，如河姆渡与马家淇文化时期的长方形的大房子，应类似于compound，长房子分成各个小的部分，相当于小的棚屋，整个长房子的人数不多，社会组织仍旧保留许多狩猎采集群的特点，通常一个单一的compound形成一个最基本的劳动群

体，在此种情况下，全部氏族成员倾向于在一起工作，劳动的性别分工普遍。灰坑集中分布，各家没有自己的贮藏穴，墓葬分布于房前屋后。而崧泽文化时期开始到良渚文化早期，则相当于第二阶段，以家庭为单位安排村落，单个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compound整体安葬。一些大的公共的活动由各家共同参于。贮藏穴为各家所有，各自消耗食物资源。到了良渚文化时期，则发展成扩大的核心家庭，家族观念增强，子女多依附于原因的父母的家庭而不再出去，但可能是单独居住，也有一些有自己的灶坑，有自己的贮藏窖穴，从房屋布局可以看出主次及等级的区别，墓葬以家族为单位安排，如良渚文化时期的大量的家族墓地。

因此自然资源与人类的食物结构、居住形态是环环相扣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决定了人类的食物结构，人类的食物结构、生活方式又决定了其居住形态、社会组织等。而人类在对食物结构与居住形态作出选择的过程又是一个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的过程，这一过程越是后来，程度越深。 注释：

（1）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

（2）新考古学的一些理论。

（3）Brian Hayden.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tone

Age:Technological Transitions among Hunter-Gatherers.Current Anthropology Vol.22,No.5,October 1981。

（4）陈淳：《稻作、旱地农业与中华远古文明发展的轨迹》，《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 （5）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 。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文物出版社2003年。

（7）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8）黄文几：《圩墩新石器时代出土动物遗骨的鉴定》，《考古》1978年4期；黄象洪：《常州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第四次发掘出土的动物遗骸研究》，见上海市自然博物馆编：《考察与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年。 （9）黄象洪等：《崧泽遗址中的人类和动物遗骸》，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 （10）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文物出版社2001年。

（11）吴建民：《龙南新石器时代出土动物遗骸的初步鉴定》，《东南文化》1991年3-4期。

（12）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文物出版社2003

年。

（13）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

（14）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15）张玉兰等：《广富林遗址考古新发现及先人生活环境探析》，《同济大学学报》2002年第30卷第12期。 （16）游修龄：《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浙江学刊》1996年第5期。

（17）普?辛格（英）：《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与农业的起源》，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18）Mark Nathan Cohen.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l977。 （19）（22）陈淳：《资源，神权与文明的兴衰》，见《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

（2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良渚遗址群调查简报》，《文物》2002年第10期。

（21）叶文宪：《良渚文化去向蠡测》，见余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良渚文化》，1987年；沈德祥：《谈良渚文化的渊源与去向》，见余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良

渚文化》，1987年；王德庆：《从原始遗址的发现和分布试论太湖平原的海侵和成陆演变》，《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太湖历史研究专号；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文物天地》 1992年第3期；张明华：《良渚文化突然消亡的原因是洪水泛滥》，《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 （23）袁靖等：《上海市马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

（24）Kent V.Flarmery:The Origin of the Village Revisited:from Nuclear to Extended Households.American Archaeology,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