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为何丢失井冈山
七月的脚步越近，井冈山就越红火。在其中心景区茨坪镇，每一棵绿化树都红旗招展，数不清的旅客在每天早上登上一辆接一辆的旅游大巴，往返于茅坪、大井等红军当年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一直到夜幕降临回到住处。
“今年是建党90周年，许多游客都往井冈山来，我们所有的房间都住满客了。”一家三星级酒店的前台客服说，“这是十年来最为火爆的一次。”
早在1927年，井冈山也曾迎接过一批客人。在当年的10月，率领秋收后撤退的工农军第一军第一师，在当地“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的配合下进驻井冈山，领导湘赣边界军民开创了中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自此，井冈山便以“中国的摇篮”而著称于世。
八十多年后，当年的星星之火早已燎原。洞开山门的袁、王两家的后人们也早已开枝散叶，各自为生活而忙碌。
王佐的曾孙、已经67岁的王生茂从井冈山博物馆退休后，近来又被江西省干部学院聘为特约教授，主讲“井冈山斗争与井冈山精神”。“去年就讲了300多场，今年到现在讲了60多场，估计全年下来不会比去年少。”
从汝城到井冈山
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的罗
霄山脉中段，古有“郴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腹”之称。东临江西泰和、遂川两县，南邻湖南炎陵县，西靠湖南茶陵县，北接江西永新县，是江西省西南的门户。
但按照1927年8月和在《湘南运动大纲》以及秋收计划，工农斗争中心是地处湘南的汝城而不是井冈山。
汝城，位于湘粤赣三省边界的大山区，处广东北上湘鄂的交通大道。当时汝城已经成立中国工农军第二师和驻汝城特委，工农军达4000人，千余支，工农群众达五万多，被誉为“新湖南”和“东方彼德堡”，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
其时的计划，割据湘南一是为了策应南昌南下广东东江，准备在广东建立之后搞第二次“北伐”；二是形成一个中心，带动湘粤赣三省。
秋收爆发后，军撤退到浏阳市南隅的文家市，前委会议否定了“攻浏阳直取长沙”的既定方针。9月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里仁学校的一个大教室开会，师长余洒度等人坚持要攻打长沙，而则坚决不同意。“他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
最后，的战略退却意见获得通过，会议最后以前敌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向萍乡退却”的决定。
孰料在假道湘赣边界前往湘南途中又生变故，在卢溪的白泥岭遭到赣敌朱士桂部的袭击，损失700多人，总指挥卢德铭阵亡，剩下800多人的队伍进入莲花县城。
在进城次日，原浏阳县工农义勇队的中队党代表宋韵琴（后改名宋任穷）携带江西汪泽楷的密信赶到，并向转达了汪的口信：“毛应该开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武装，有我们党领导的几十支，其余的事都写在信上。”
因为曾规定，秋收前委到了哪个省的地面，就要接受哪个的领导；而原定前往湘南是以一个师的军力为前提，而当时只剩下1000人，出现了多人少的情况，军力的变化决定了原计划行不通；再加上湘赣边界各县没有驻扎的正规，这对军事上接连受挫的工农军非常有利。
“江西带给的这封信，是一个十分重要、可靠的信息。这封信对秋收的走向起了很大的导向性、决策性作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余伯流和井冈山学院研究员陈钢在他们合著的《井冈山根据地全史》一书中这样认为。
井冈双雄
“面对要上山当山大王的毛委员，袁文才和王佐心里是不踏实的，怕被人吞了。”王生茂说。
袁文才是客籍人，18年生于宁冈茅坪附近的马源村，早年在永新求学。因受地方豪绅的压迫，和活跃在茅坪一带的一支绿林组织“马刀队”建立了关系。后来其母遭豪绅杀害，便公开投奔了马刀队。由于他有文化，会计谋，逐渐成为马刀队的首领，在宁冈周围有较大影响。
王佐，井冈山下庄村人，也是18年生。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从小学做裁缝。在一次给绿林好汉朱孔阳（外号朱笼子）缝衣的时候，朱孔阳见他有胆识，便邀请他充当“水客”（即搞侦探）。后来他自己买了一支，脱离了原队伍，另外拉起了一支几十人的武装自立为王，主要在茨坪一带活动。
由于袁、王两人有着共同的社会地位，又是同年所生，遂结为“金兰之好”，彼此感情很深。这两支队伍互相配合，各霸一方，控制了井冈山一带。袁文才部所奉的宗旨是“劫富济贫”，不坑害平民百姓，专门向土豪富绅打主意；而王佐则打出“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旗号，不在驻地的十几里范围之内“吊羊”。因此，二人当时就有“井冈双雄”之称。
大时期，宁冈、遂川两个县的党组织曾分别派人到袁、王开展团结和教育工作。这两支武装也分别于1926年秋和1927年初改编为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于1926年秋加入了党。大失败后，湘赣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大部分塌台，地方武装支也大部分被缴去，而袁、王两
部却各自保存了60支，坚持与敌作斗争。1927年7月，还参加了攻打永新城的战斗。
1927年9月27日，所率领的工农军离开莲花，于9月29日到达永新境内的三湾村。在这里，对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缩编为一个团，并于1927年10月3日抵达宁冈县古城，而这一带，已经是袁文才的活动范围。
从10月3日晚上起连续两天，秋收前敌委员会在古城联奎书院的文昌宫召开了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除了前敌委员会委员以及工农军营以上干部之外，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和袁文才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据何长工生前回忆，会议上讨论了对袁、王的方针时，有人提议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一包围缴械就完了。”而则认为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并提出想在次日与袁文才会面，进一步商谈上山问题。
“跟定党”
“如果没有袁文才和我爷爷王佐的敞开山门，毛委员的在井冈山很难扎根。”王生茂这样认为。
心存疑虑的袁文才将会面地点安排在茅坪与古城之间的大仓林风和家。大仓是位于古城与茅坪之交的一个小山村，居住着明末清初从福建迁徙来的十几户客籍山民。林
风和则是这个村庄的大户。
余伯流认为，这显示出了袁文才的精明独到之处：一来显示了自己礼重朋友，亲出远门相会；二来阻挡了等进入自己的“巢穴”茅坪，不至于泄露底细，且可以试探是否心存吞并之意。
为了安全起见，袁文才事先在林家祠堂里埋伏了20多名手，后来见方面只来了7个人5匹马，还要赠送自己100支，便放下戒心杀猪相迎。据苏兰春在《回忆宁冈的斗争》中说，“会见那天，毛委员在林家吃了中饭。他和袁文才从上午10点谈到太阳快挨山边。离开林家时，袁文才给了毛委员1000块大洋。其中袁文才自带200元，在马沅坑钟家借了300元，在林风和家借了500元。”
在“有便是草头王”的年代，的赠举动使袁文才疑虑顿消。在此后的10月24日与王佐会见之时，依样画葫芦，亦通过赠送70条的行为让王佐折服。
“袁文才、王佐他们是‘宁可人死，不可丢’的。”王生茂说，“而且上山是要缴他们的，现在毛委员上山送，让爱如命的袁、王二人非常感动。”
为了上山后能与王佐部搞好关系，防止属下出现违法乱纪骚扰群众的行为，在出发前，于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讲话，第一次提出工农军的“三大纪律”。
对此，当年在场的陈士榘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一文中回忆说：“在荆竹山，毛委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欢迎我们上山的。接着，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随着后来根据地建设的不断深入，后来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并在战争的事件中逐步加以完善，形成著名的“三大纪律，注意”，成为中国党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驻茨坪后，指令已经担任王佐党代表的何长工在一日深夜突袭王佐的死对头尹道一巢穴，并将其人头割下送给王佐。王佐十分感激，当场表示“从此以后跟定了党”。
管家王佐
1928年2月，将袁文才和王佐合编，组成工农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两个营，袁文才王佐分为正副团长。这意味着和前敌委员会对袁、王二部的改造工作取得成功。
“我奶奶告诉我，毛委员在进驻茨坪后，曾一度在如今的旧居处居住办公，而我爷爷家离那里不远，每次开会前，他都会让奶奶准备好饭菜，说会后要请毛委员到家里吃饭。”王生茂说。
其时王佐被湘赣边界特委任命为防务委员会主任，除了担任军事上的防务，还要负责军事根据地内的后勤事务，从吃穿到械修理、弹药供应，包括制造货币，都由王佐一手负责—另外，在他和袁文才的保媒下，与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的贺子珍在井冈山结为夫妻。
“我爷爷在茨坪创办了被服厂，每天能缝制90套红军服。”王生茂说，“他是裁缝出身，做成这个本也不太难，但更为不容易的是，他还开设了红军医院和造币厂。”
据记载，在1928年10月起，在王佐的一手促成下，红军官兵捐钱，附近的乡苏派工，在小井建成了江西一带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红军医院。
最为称道的是王佐在黄洋界和茨坪两地建立的造币厂。在早期绿林生涯时，王佐也曾制造过“假花边”，在创办红军造币厂时，他将以前合作过的谢亚秋、谢火龙等人聚集起来，为红军造银洋。
匡胜和刘晓农曾这样描写王佐的造币车间：厅堂里有一台高达的冲压架，架上安着几个滑轮，一根粗长的棕绳系在滑轮上，另一端吊着一块足有五六百斤的长方形碓石，
谢亚秋兄弟拉着棕绳摆开架势拉起大碓石，随着一声震耳的巨响，谢火龙便从墨西哥版的钢模里取出一块崭新的银洋。
在鼎盛时期，王佐的造币厂每天可铸造银洋500多枚，在根据地流通使用。1928年冬，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造币厂迁至大井和下井，直至井冈山失守后，工厂被破坏，才被迫停业。
在整编袁、王二部两个月后，朱德、陈毅所率的部分南昌和湘南农军，安全地转移到达井冈山，在宁冈砻市同领导的秋收会师。次日，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军第四军，并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开创了根据地新的局面，迅速取得了四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使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余伯流和陈钢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在井冈山斗争经验的理论概括是思想形成的基石。
错杀袁王
“毛委员刚上山的时候，得知我爷爷手上还有60支，他很惊奇，问怎么保存下来的。”王生茂说，“我爷爷告诉他，其实山里人不会打仗，我们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和他兜圈子，这个是朱聋子教他的。”
后来，在军官兵讲课时，多次提到了“打
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打法，要求“既会打仗，又会转圈”，提出“打仗就像做生意，赚钱就来，折本不干”，创造了红军的游击战术。
在茨坪，经常与王佐谈心，有时甚至是彻夜长谈。王佐也经常对人说，毛委员这个人是最有学问的，跟他谈上一夜话，胜读十年书。
“我爷爷讲义气，对毛委员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对特委的其他领导并不放在眼里，组织观念不强。”王生茂说，“这也是导致他后来被错杀的原因之一。”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袁文才身上。在1929年1月，袁文才被任命为红四军参谋长，随率领的大下井冈山，后因看到“六大”中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的解决议案》，担心被暗算私自离队。在1930年2月，因为在策反罗克绍等问题上擅自行动，袁文才与自己的“老庚”王佐一道在永新县被湘赣特委错杀。
而后，袁王二部连以上骨干共计、淹死40余人，剩下的战士被关了3天，愿意留下的，编入红五军和宁冈游击队各一部分，不愿当兵的发给路费返乡。
袁、王被杀直接导致了井冈山根据地的丢失。1930年3月下旬，袁文才部以其妻叔谢角铭为首，王佐部以其胞兄王云龙为首，联名给湘赣省打电报，“电告反赤”，并在茅坪成立边防保卫部，完全控制了过去红军赖以最后据
守的井冈山根据地。
据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前江西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攻吉安时，我见到了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
在上世纪50年代，袁、王二人获得平反，并被追认为烈士。从未与自己爷爷谋过面的王生茂在1966年来到井冈山博物馆工作，虽然其间有20年被下放到家乡下庄的珠砂林场劳动，但对爷爷以及井冈山的历史日渐熟悉。
“袁、王被杀后，萧克、陈毅等红军主力多次欲夺回井冈山，但都没有成功，直到1949年9月，才由前身为朱毛红军的中国人民第四野战军第18军的将其。”王生茂说，“巧合的是，当时第18军的军长，正是当年在王佐部下做司号兵的永新县人张国华。”
王佐袁文才被处死之后
袁文才、王佐的家人对错杀事件怎么看呢？ 王佐的大孙子王生茂近年谈了谈相关情况和看法，他说：大队红军下山前，龙超清与袁文才矛盾已非常严重。1930年袁文才抓民团头子罗克绍制造炮，没有马上将他
杀掉，又加深了与特委的矛盾。
1930年2月王佐到永新开会时，带有两个警卫员，一个在东关潭淹死；一个逃回来，叫黄元山（黄坳人），后跟王云隆投降了肖家璧。他从永新逃回后对王佐妻子兰喜莲说：
袁文才和王佐到永新开会，是有人模仿了毛委员的手迹要他们去的。2月20日，王佐和袁文才到了永新住处，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晚上散步，王佐对袁文才说，怎么东关潭的浮桥撤了。袁文才告诉他听说是打吉安用。王佐说，打吉安还差这几节浮桥？袁文才说，你这个山古佬，打吉安要不要坐船去。袁文才、王佐在街上看见永新赤卫队在买白布，王佐对袁文才说，我们这次下来可能是凶多吉少？又过了一个晚上，王佐仍不放心。对老庚说：“两三个晚上都睡不着。”袁文才说：“你是疑心重，今晚我们互相换一个房间。”两人换了房间，当天深夜出事了。特委的人知道王佐会武，先到他的房间准备干掉他，谁知把毫无防人之心的袁文才杀掉了。
红五军第四纵队郭炳生部伪装成的。黄元山跟着王佐骑马往浮桥经过东关潭，中间浮桥已撤，掉到河里，水漫了上来。黄元山对王佐说：“师长，我过不去了。”（红四军下山，王佐先编入当地师，王佐任副师长，1929年5月中旬编入红五军第六纵队任司令员，简称师长）王佐说：“你过不去，转回去，缴算了。”这样，黄
元山转了回去，没有死。他亲眼看到对方一把另一个警卫员打死了。王佐等人死了一个礼拜后，永新方面要我们去认尸，王佐的哥哥王云隆带着人去认的，因王佐手上带着一个玉琢，认出来了。王佐带的公文包和驳壳都被拿走了。
（2005年7月28日王生茂口述）
王生茂回顾奶奶兰喜莲讲，王佐被错杀后，红五军的追到茨坪。此前特委送了一封信本来要送给住在王佐家的党代表。结果送错了，送给了王云隆手上。信上写要没收王佐的财产和追杀亲信，王云隆赶快将全家从宁冈竹冲搬回下庄。红五军追到茨坪时，没找到王佐家里的人，便转回去了。13岁的张国华在王佐部下当号兵，知道袁、王在永新被错杀的历史。
红五军打安福，调王佐去，当时王佐去了，王佐生病未去。贺国中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安福一仗未打好。王佐打南雄是卖力的。打安福这一次，王佐确实有病，要不，过去没有编入红五军都支持他们打仗，现在编入了红五军第六纵队反而不支持了，说不过去。
王佐重孙王华文，现在井冈山博物馆办公室工作，大学文化，他分析：
袁文才和王佐被错杀，反映了几个问题，宁冈县委本地人利用职权和“六大”决议杀土匪首领的意见借刀杀人。
土籍和客籍的矛盾尖锐，宁冈和永新县委的主要领导大部分是土籍人，袁、王是客籍人，掌握着一个团的兵力，一时间形成土籍人掌权，客籍人有，互不相让，愈演愈烈。加之王佐秉性豪爽，不拘一格，专听毛委员的话，其他人指手画脚，他有些不买账。当然王佐、袁文才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也有些问题，被掌权的土籍人抓住不放。
作为彭德怀，错杀袁、王，也要负一定责任。没有调查，偏听偏信。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亲自去处理，没有更多的思考，特委请求派就立即出兵，自己内部矛盾采取强硬的行动草率处理。
曾祖父有武功，原先准备安排头一个干掉他，因他连着两三个晚上都睡不好觉，觉得特委有阴谋，袁文才不相信，当晚两人换了房间睡觉，这样，袁文才先被击毙在床上。
（2005年7月25日王佐重孙王华文口述）
贺子珍回忆：妻弟长征中被红军毙
当贺自珍胜利地走出了草地，赤着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的时候，她禁不住两行热泪顺着双颊流了下来。这是欢乐的眼泪，她和她的战友们，终于战胜了草地。这时，前
面传来了消息，红军先头已经消灭了胡宗南的，队伍再往前走，到达班佑，就可以补充到粮食，并且有宿营地了。贺自珍高兴得同战友们抱在一起，热烈地跳起来。
在班佑，贺自珍痛痛快快地把身上、头上的泥垢洗了洗，头发也剪短了，人显得利索多了。由于缴获到布匹，红军发动当地居民赶制了一批军衣，分给了各个连队。军衣数量很少，只能够发给最需要的少数人。休养连的同志们看到贺自珍的衣服实在太破烂了，就分给她一套。贺自珍坚决不肯收下，而把原来的衣服补了补，洗干净，又穿上了。她说：“同志们也都很困难，让别人先换吧，我还可以凑合再穿一段儿。”
在休养连的同志陆续都换上了新军衣以后，贺自珍才脱下她那补丁摞补丁的衣衫。
在长征途中，贺自珍从没有因为的地位而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红军中普通的一员。
贺自珍有个弟弟叫贺敏仁。大失败，她的父母逃离永新的时候，贺敏仁很小，寄养在舅母家里。后来他长大了，追随哥哥姐姐参加，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当战士。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自珍一样，长得十分标致，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
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注意，严守民族。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他五花大绑起来，要毙他。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自珍，反映这个情况，救他一命。但这封信没来得及写。当时那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主张给发个电报，报告这件事。等批复后再执行。那时候发份电报很麻烦，要先给电池充上电才能发报，有时候充电不足还发不出去。总之，发这份电报，延误了些时间。师部政委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结果，等的电报回来，指示要缓期执行时，人已经被毙了。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传说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自珍和。
贺自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但她控制
住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和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贺自珍态度很平静。她说： “我们一家，小妹仙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对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